大国应该是基于东南亚各国或本区域的价值而与大家接触，而不应仅仅从大国竞争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无法左右大国的决策，但作为小国，我们还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很高兴再次来到“思想中国”（ThinkChina）2019年举行推介会的同一个场地。正如我当时所说，“思想中国”以局外人的视角从局内观察中国动态。这对不熟悉中文但又对中国发展深感兴趣的人来说，弥足珍贵。
今天论坛要讨论变化的世界中，中国的未来，这是个重要课题。
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而全球事务也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答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其他主要行为者的选择。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建立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并将所观察到的事件放在背景中加以理解。
超越“历史的终结”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世界单极时刻，为中国带来了一个显著增长的时期。在短短40年间，中国让8亿公民摆脱了贫困。中国的一线城市现已跻身世界最具活力和最繁荣的城市之列。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其国界。中国的经济扩张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为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带来了更价廉的商品。
中国如今处于更成熟的发展阶段，而这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但我们也已超越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因此中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更复杂的外部环境。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中国必须应对的内部和外部驱动力；中国在国内将面临的政策选择；以及在国际方面，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决策和行动如何相互影响。
内部因素
在国内，中国面临着所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时，都会出现的结构性挑战。但由于中国发展迅速且规模庞大，所面对的挑战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为尖锐。
一个主要因素是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在2022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印度的人口现已超过中国。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一直在萎缩。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仍然拥有较年轻人口的其他亚洲国家不同，中国所享有的人口红利已消失。
在人口抚养比的这一端，同样充满挑战。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比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快。在未来10年，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职工退休。到2040年，近30%的人口将达到60岁或以上。围绕退休保障、医疗保健需求，以及人口快速老龄化所带来的其他社会压力的担忧，将不可避免地加剧。
第二个因素是不断上升的期望。更富裕的社会总是伴随着更复杂和多样化的需求。例如，很难要求中国的老年人满足于他们年轻时所得到的“赤脚医生”式医疗服务，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无疑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还有更高的期望。
此外，为大学毕业生占比更高的劳动队伍提供就业，也是一个具体挑战。去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1180万人，是15年前的两倍，其中许多人是念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科目。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潜力，但如果在就业、经济机会和生活质量方面的期望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成为一个难题。
这就引出了中国面临的第一组选择。
在国内问题上，中国最有条件选择它认为能推动所期望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并维护人民与政府之间契约的战略。它已应对包括高层腐败在内的腐败问题，通货膨胀也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政府已确定了须要进行国内政策改革的各个领域，并正在积极开展工作。这些改革包括：一、计划在未来15年内提高退休年龄；二、加大力度发展银发经济；三、调整经济活动方向，以增加国内消费；四、通过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提高生产力，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五、采取措施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克服更大挑战的成功经验，让我们对它在这一努力中取得成功感到乐观。最终，一个稳定、发展和繁荣的中国，将为本区域乃至世界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
外部因素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国界之外。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它对外关系的性质。与近四分之一世纪前，中国以发展中经济体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相比，它现在已是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大型贸易和出口经济体。
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增强。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约为9000亿美元（约1.2万亿新元），超过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国防开支的总和。但不算美国，中国2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约等于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三国的总和——即使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开始后，已将国防开支增加了两倍。
中国目前在多个技术领域居领先地位。它已在绿色科技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关键技术追踪报告，在64项关键技术中，中国有57项在科研创新方面领先。这与20年前美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领先60项的情况相比，是一个惊人的发展。
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现在希望强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必须预料到其他国家会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大多数国家不再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进而影响了它们与中国交往时的期待，尤其是在贸易关系方面。各国也希望中国能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着第二组选择，这些选择涉及它与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它们包括：一、贸易政策；二、知识产权政策；三、技术发展、生产和出口的产业政策；四、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5）如何处理涉及重叠主张的领土争端；六、如何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影响全球安全和经济事务，并维持对资源和市场的可及。
美中关系
中国对这些外交政策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影响它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对中国和它的舞伴美国而言，须解答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希望塑造一个怎样的世界？若某个国家为了制定有利于自身的规则，或因为害怕被支配，而追求主导甚至霸权地位，那这样的做法本质上就是一场零和博弈。
一个更好的愿景是一个相互协作的共赢世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祝贺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时所说：“历史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承认这一点是一回事；按照这一点行事则是另一回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对抗来炫耀实力，也能选择以合作的方式，来展现力量和自信。遗憾的是，目前双方似乎都在通过对抗而非合作来凸显实力。是当舞伴还是做角斗士，这一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美中之间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可能引发重大冲突的议题，如台湾问题；二是虽有深刻分歧，但不足以单独带来冲突的问题，如贸易不平衡、保护主义政策、药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问题可以谈判；三是必须合作，且在本质上是双赢的全球公域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
双方都宣称，它们不寻求也不希望与对方开战。既然如此，双方就应合力处理第一类问题。这将为两国以建设性方式处理第二类问题，以及在第三类问题上进行合作奠定基础。但是，若其中一方或双方都认为对抗和冲突不可避免，那么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就只会沦为为冲突做准备的筹码。
对小国的影响
这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本区域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预料到，无论大国或小国，都希望推进自身国家利益。然而，我们应该区分狭隘的短期利益，与更广泛、明智且深远的长期利益。以相互尊重和互惠为基础的合作，更有可能取得成效和成功，进而促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而不只是获得短期优势。
因此，大国应该是基于东南亚各国或本区域的价值而与大家接触，而不应仅仅从大国竞争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无法左右大国的决策，但作为小国，我们还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同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我们也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建立广泛的自贸协定网络，包括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欧盟、英国、南方共同市场、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协定。
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为各国加强联系提供额外的动机。印度是一个可能从中受益的国家，因为它正被英国、欧盟、海合会和新西兰等国家视为合作伙伴。
作为一个区域，亚细安和各成员国应加强自身的团结和韧性，这样未来无论身处哪种世界，都有能力应对。
我们还应持续发展包含美国或中国；同时包含中美两国，或中美都不包含的联系和伙伴关系，只要它们抱持开放态度，并且欢迎理念相同和愿意遵守同一套规则的经济体。《印太经济框架》（IPEF）、《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组合正是这样的例子。它们分别包括了美国、中国、两者都包括，或者两者都不包括。英国更在去年年底成为CPTPP的第一个非创始成员国，让CPTPP的地理覆盖范围扩展到“跨太平洋”地区以外。这些双边、多边和小规模多边合作能作为基石，为贸易和投资的相对通畅流动提供环境。
40年前的1985年10月，李光耀先生很荣幸地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年，以及我们在21世纪可能看到的世界。
他说：“……21世纪可能有两种情景……40年来，政治界限得以维持，是因为有冲劲而往往富有雄心的民族，都能通过贸易来发挥他们改善命运的动力。如果发展速度不同的社会之间的这种调整和适应方法不再可能，世界便可能重回征服或影响的传统道路。”
又一个4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就生活在21世纪。这些反思在今天仍然成立，也与我们所有国家所做的决策息息相关。
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繁荣，我们的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就掌握在我们手中。更深入地了解美中关系，对双方以及受其影响的我们其他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新加坡很高兴能成为亚洲及其他地区人士的交流平台，就这些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获得新的观点。今天的“思想中国”论坛为此类交流增添了另一个平台，与它旗下500多位作者所提供的各种观点相得益彰。
作者是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
本文是他于3月28日在《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的首届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