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和探索精神被破坏，时间和精力也往往被这些“规定动作”碎片化，很难定下心来好好查阅文献，思考问题，怎么可能出现颠覆性的科研成果？
自从杭州的深度求索（DeepSeek）2月份突然蹿红，又带动人们对杭州“六小龙”出圈的关注，一时间，杭州大有取代北京成为中国人工智能（AI）科创中心之势。很多人还进一步思考，“六小龙”诞生之地为何是杭州而不是别的地方？
因素当然很多，但以笔者来看，最大体会就是，在任何专业领域里，官方色彩愈淡，反而治理愈好；倘若官方要强势介入，则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还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不是说，政府管理不必要，而是政府职能一定不能错位，要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哪些能做，哪些一定不能做，有所为有所不为。
就以中国高校来说。大学本应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社会新思想的源头，科学技术创新的中心，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北大那样。但实际上，中国的大学距离这个标准不是愈来愈近，有时反而有渐行渐远之势。这不仅使全社会失望，其实也令政府失望，以至于前些年不得不将科技创新的中心地位由大学转为企业。但政府似乎没有明白，大学创新动力一度枯竭，恰恰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举个例子，中国的大学甚至中小学，非教学科研的活动往往过多。一个什么学习活动，评估、博士点申报，都能折腾一个学期到一个学年，连假期都不得安宁（寒暑假要着手准备各种文字图片材料）。这些充满形式主义甚至不乏造假的材料的编写，不只是劳动一两个人，往往需要整个学院甚至全校师生一起上手才能完成。这类繁重乏味且毫无成就感的“工作”又多压在年轻人头上。如此一来，年轻教师能坐下来安心做学问吗？如今虽然不搞政治运动，但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各类形式主义的“运动”却是一个接一个，不知浪费了多少物力、财力和精力。
譬如某个学习运动，必须要记笔记（所谓留有痕迹），而且要在统一发放的笔记本上写。某高校写心得体会，规定不得少于手写的1万字。行政部门还煞有介事地组织人员到各个学院检查，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为什么是1万字，9000字不行吗？8000字、7000字乃至于几百字不行吗？事实上，心得笔记写得水平如何，是否有独特视角和认识，他们一概不管，也不看，只会数字数。
有一年的学习活动更为荒诞，不知是哪个高人出的点子，忽然要求大家都抄写某篇文献。这股风蔓延到多大范围不得而知，但笔者一次去某医院看病，却是亲眼看到一位医生一边问诊，一边抽空抄写几段该文献。假定参与此项所谓“学习活动”的有几千万人，千万人齐刷刷地抄写同一文件这一幕，岂不滑稽！不知浪费多少人的精力，以及国家多少财力（因为统一用公款购买抄写的笔记本）？就是单单从所谓“思想教育”的角度看，效果能有几何，也可想而知。但这些教育官僚根本不管，他们要的只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更不用说高校里各类填写不完的表格和总结，以及各类形式远大于内容的教学检查，令人烦不胜烦。某些高校行政力量甚至已强势介入大学的教学与科研领域，例如，连申报某一类基金这类纯属研究者个人兴趣偏好的私人科研空间，都被越界侵占，由不得教师个人自主，而是由学校行政部门下命令，强制每个学院必须完成多少人次的申报，每个有博士学位或高职职称的教师必须执行。连教师申报不申报，申报什么不申报什么都要管，还谈何学术自由？
在这样的氛围下，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和探索精神被破坏，时间和精力也往往被这些“规定动作”碎片化，很难定下心来好好查阅文献，思考问题，只能勉强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在如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喧嚣闹嚷的校园里，怎么可能出现颠覆性的科研成果？
实际上，在中国的大学，往往存在两种力量的博弈。若行政力量比较强势，亦即大学行政化了，则这所大学一定办得不咋样甚至很糟糕；若学术力量占主流，则该大学创新氛围尚好。这几乎可成为评估中国大学真正好坏的一条铁律。也因此，一些顶尖大学之所以尚能出现一些顶尖成果，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国家倾斜扶持力度很大，二是学术力量远远强势于行政力量。试问教师一天到晚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管理部门去演戏、扯谈！行政力量尽管此时再不满，但也无奈，有“国家”的名头压着他们呢。
回过头来，再看杭州六小龙为何会出圈，也就不难明白。企业也和大学一样，政府干预愈少，就愈有利于营造创新氛围。根据《联合早报》的综合报道，杭州市政府从不拿那些无厘头的糟心事给企业添乱，而是全方位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包括在浙江省2016年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后快速推进；对企业秉持服务理念，‘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对科研创新持有耐心，‘包容十年不鸣，静待一鸣惊人’等等”。
据称，浙江省一把手还下令杭州市各级政府要阻止任何人以任何名头滋扰这些科创大厂。企业在这样宽松、包容、自由、关爱的氛围下，加之又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加持，想不出圈都难。
说起来，某些地方政府管得过多以至于造成不当行政的后果，也是中国多年痼疾。早在1980年代，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去世前两天，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向高层苦心进谏，希望给艺术家充分的创作自由。但政府转换职能、管理就是服务的口号喊了多年，效果仍然不彰，政府职能错位仍是现实中的常态。在所有地方政府中，杭州市政府大概是一个例外，基本做到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科研的归科研，学术的归学术，教育的归教育，艺术的归艺术。因此，杭州的经验能在多大程度被迅速复制到各地，尤其能复制到北方地区，还有待观察。
最后顺便说一句，六小龙全是民企，大概不会有那种抄写文件之类的糗事吧。也因此，很快出圈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