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后俄乌战争世界的几个可能趋势

在后俄乌战争的世界里,各国都会完全清楚看到,这个世界,没有方案会是永久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没有终结,也终结不了。世界各国对核武器不扩散的共识和相关协议,将受到进一步怀疑和否定。

不论俄乌战争将以何种形式终结,21世纪的世界都将发生深刻巨变,而这种巨变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世界的认识。在笔者看来,这场战争及其结束将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全球政治理想主义和普世乌托邦情结的终结。人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动物,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理想。实际上,所有宗教和类宗教的信仰,之所以能存在,也是因为提供了各种超越日常世俗生活的,关于未来可能性的前景、念想以及解决方案。这些承诺和憧憬,也是支撑人类一代一代为之奋斗的精神源泉,不论现实中会遭遇何种挫折和沮丧。

由于人类作为“人”的共通性,这些方案往往具有超越社群和民族的普世性,都旨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除了古代的世界性宗教以外,哲学家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论,政治理论家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也属于一种非宗教却普世的愿景,指向都是一种理想的、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某种假定为恒定不变的人类状态,不论是永久的和平还是全球接受英美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则提供一种有限乐观的世界观,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

但是,这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一再被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人很快从“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中清醒,意识到国际秩序仍然基于强权的操纵和交易。抗战期间,中国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战国策派”就已不再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进行道义上的区分,而认为整个世界已经重返“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必须基于基本的民族主义诉求,寻求基本生存和未来的复兴。

在今天,无论俄乌战争如何解决,小国在大国面前的脆弱无助,都已经呈现在世人眼前,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同样会因为安全原因、地缘关系和领土争议而大打出手, “历史的终结”论则面临一种类似“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即——民主化了又怎么样。中国当代思想家提出的“天下理论”则明显缺少可操作性,即使联合国机制在安理会成员国也成为冲突当事方,而无法起到任何制约作用,以致出现尴尬僵局。基于中国古代经验而实质处在幻想中的“天下体制”,又能拿出什么方案实现国际公义,甚至能提出什么有力的理论说服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当事方?因此,在后俄乌战争的世界里,各国都会完全清楚看到,这个世界,没有方案会是永久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没有终结,也终结不了。

第二,世界各国对核武器不扩散的共识和相关协议,将受到进一步怀疑和否定。20世纪基于人类实现长久和平、理性相处的机制虽然在二战以后取得长足进展,人类也确实避免了曾经担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排除美妙的说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大国间取得基于“相互保证毁灭”的核力量平衡。事实上,美国总统尼克逊在1967年发表文章,提出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认为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正是在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几年以后。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原子弹,中国真的坐不上餐桌。或许是国运使然,1968年7月1开始签署、1970年3月5日正式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出现在中国核试验之后,使得中国顺理成章以既成事实成为合法拥核的国家。

非核国家拥核诉求绕不开

然而,近几年一些处于劣势的小国的境况,特别是乌克兰在放弃核武器并得到所谓担保以后受到侵略甚至核威胁的事实,无疑给不扩散核武器运动和倡议带来致命打击。一些处于冲突和不安全状态下的国家,早就退出这一条约,或者从未加入。仍在观望的一些国家会得出结论,认为只有核武器才是真正能保障自身安全的工具。二战后建立起来的那种少数“负责任”的国家垄断核武器,并呼吁和平利用核能的实践,同样沦为一种精神乌托邦,所谓的“安全保证”成为一纸空文,依照保证提供的援助都要笔笔算清和偿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相信,在讨论后俄乌战争的世界前景时,非核国家拥核——或者可称为追求“核民主” ——的诉求,恐怕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切乌托邦光环将褪去

第三,国际问题研究者和观察者将进一步重视领导人个人的作用。笔者仍然认为,今天的一切未必绝对不可避免,因为领导人个人所起到的作用太大了。在这里,我们可能又会陷入历史和政治研究中那个经典的,关于“结构”因素和“偶然”(个人)因素的无解的辩论。但是笔者认为,即使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先天的帝国扩张基因和结构性冲突,但今日的美国总统是拜登或者特朗普,恐怕还是会有很大不同。在去年大选过程中,笔者就曾认为,一旦特朗普上台,乌克兰的命运将很难预料。同样,如果俄罗斯领导人不是对安全、领土甚至大俄罗斯主义有强烈执念的普京,或者乌克兰总统不是坚持死磕到底的泽连斯基,局面也可能完全不同。

事实上,年纪越大,从事人文社科研究时间越久,一个人越会承认个人自由意志和偶然因素的某种宿命般的作用。这恐怕也是对“科学主义”乌托邦的一种反动。

最后,笔者相信,后俄乌战争的世界将更加现实、更加自利、更加冷酷,将褪去一切乌托邦主义仙境的光环。或许,这提醒我们意识到,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动物,虽然是一种直立行走,能够反思,有复杂精神世界,或者在唯物史观看来能“制造工具”的高等动物,但仍然无法摆脱动物界弱肉强食、争夺领地(所谓”帝国扩张”也无非如此)的基本法则。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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