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经济疲软，与全球化规则体系对中国自主发展的制约密切相关，这正是“忍辱负重”带来的长期后果——未能推翻“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使得依赖全球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前景愈发黯淡。
今年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一场论坛上表示，当年谈判过程中曾“忍辱负重”，这一说法得到经济学家管清友的高度认可。
这一表态传递出两个关键信息：一，中国为加入WTO所做出的重大让步在当时引发广泛争议；二，在龙永图和管清友等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来，正是这种“忍辱负重”的策略，造就了中国今日的经济成就。
然而，这一观点过于简化问题。首先，“忍辱负重”究竟指的是什么？中国在谈判中到底做出了哪些关键让步？这些让步是否对中国发展构成长期障碍？如果是，中国又是如何克服的？这些问题是否仍在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对于这些核心问题，龙永图的表述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些疑问，主要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正如笔者在此前文章中分析，中国入世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如果不是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美国或许早已启动针对中国的新冷战，中国经济奇迹未必能够持续。因此，单纯将中国入世视为经济崛起的决定性因素，而忽略这一关键的国际政治变量，显然缺乏说服力。
其次，尽管中国经济取得显著增长，但“发展”——即现代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中国仍未摆脱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消费不足、中等收入陷阱等“拉美化”风险，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这些难以消解的结构性问题，是否与当年“忍辱负重”的入世谈判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一点值得深思。
与中国经济学界的普遍立场不同，西方发展经济学界通常认为，WTO规则有利于增长，但不利于发展，尤其对后发国家的赶超构成障碍。剑桥大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甚至认为，WTO规则具有“反发展性”（anti-developmental）。
然而，在中国学界，围绕WTO规则的讨论极为罕见。相反，入世几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禁忌话题，只容许赞扬，而难以质疑。即便少数学者偶尔提及WTO规则可能对中国不利，也表达得极其隐晦，使公众难以全面了解入世的真实后果，只能接受龙永图及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单方面叙述。
简而言之，在笔者看来，龙永图所称的“忍辱负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非市场经济”身份——中国自愿接受“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15年，而15年后WTO成员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毫无保障。
二、放弃经济主权——超出WTO规则要求，承诺不对外资施加“强制技术转让”要求，削弱了国家在关键产业领域的政策工具。
三、资源控制权让步——放弃对稀土等稀缺资源征收出口税的权利，这一承诺远超WTO对新成员的普遍要求，使中国在试图行使正当资源控制权时，面临极高的败诉风险。
“忍辱负重”非不可避免
这三大让步在所有关贸总协定（GATT）／WTO成员中极为罕见，但并非加入WTO的必要代价。事实上，是否加入WTO以及加入的代价高低，一直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WTO成立之前，已有六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成为世贸组织前身GATT成员国，甚至是创始会员国。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不久，美国几乎无条件邀请中国加入GATT，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婉拒了这一邀请。
再看俄罗斯的例子。俄罗斯在1993年6月提交加入GATT的申请，经过19年努力，直到2012年8月才正式加入。然而，在仅九年时间里，俄罗斯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被欧盟和美国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巧妙利用能源杠杆，并借助美国转向全球反恐战争的时机，成功为自己争取到非常有利的入世条件。
相比之下，中国入世耗时15年，接受异常苛刻的条件，成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结果令人惊讶——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也是经济蓬勃发展的后发国家。与经历“休克疗法”冲击后实力衰退的俄罗斯相比，中国国力显著崛起。无论是相较于因“转型衰退”而国力受损的俄罗斯，还是经济实力远不及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印度，中国都不应接受“忍辱负重”的命运安排。
笔者认为，中国被迫“忍辱负重”与中国在入世谈判中的应对失误和战略短视密切相关。这些应对失误不仅影响中国在入世谈判中的表现，更深刻塑造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在入世谈判中应对失误与战略短视
中国的应对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急于达成协议，过早暴露底线。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国将为加入WTO做出“最大的让步”。这一表态无疑暴露了谈判底线，未能有效设定谈判空间，反而使中国在后续谈判中陷入被动局面。
其次，未能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外交折冲争取更多利益。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高度评价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责任行为”。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附和美国批评日元贬值，还主动要求美国施压日本，甚至协助美国阻挠日本推动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立。尽管中国在这些事务中积极迎合美国，但却未能获得任何实质性回报。1999年初，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公开表示，尽管赞赏中国不贬值人民币的决定，但入世谈判将“严格按照商业条件”进行（strictly on commercial terms）——即所有谈判条件将基于商业逻辑，而非政治合作的考量。
第三，错误奉行“美国优先”的谈判策略。在1996年与要价较低的日本完成双边谈判后，中国不顾欧盟一再示好，专注于与要价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这一做法激起了美国的“得寸进尺”，正如朱镕基对巴尔舍夫斯基的评价所言。中国对欧盟的轻视大大激怒了欧盟，后者转而与美国联手，最终迫使中国接受极为苛刻的入世条件。
龙永图所称的“忍辱负重”，实质上是这一系列应对失误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对冷战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本质理解不足，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对如何实现自主发展缺乏深刻的认知，从而导致战略上的短视。
具体来说，中国当时将对美关系视为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却忽视欧洲多极化外交理念对中国自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长期低估了欧洲一体化的潜力，甚至将欧盟视为类似澳大利亚这样的二流强国，错失与欧洲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的战略合作机会。事实上，欧洲无论从中国的长期国际战略，还是从国家现代化的实际利益角度来看，都是中国的天然盟友，理应成为中国外交真正的重中之重。漠视欧洲的战略结果，最终导致在入世谈判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中国同样低估日本的战略价值。在冷战结束后，日本积极对外输出导致其现代化成功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将其作为软实力，与美国展开激烈博弈。作为后发国家的典范，日本的“国家主导发展”模式与中国国情高度契合。如果当时中国能有更远见的战略眼光，对日本的软实力外交给予积极策应，或许就能为自己开辟一条更适合、更独立的现代化道路！
“忍辱负重”的长期后果
中国当前的经济疲软，与全球化规则体系对中国自主发展的制约密切相关，这正是“忍辱负重”带来的长期后果——未能推翻“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使得依赖全球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前景愈发黯淡。发达国家对中国“非市场行为”日益警觉，而中国竭泽而渔的低价倾销行为，也使国际社会更坚定地视中国为规则破坏者，这一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极为不利。
2019年3月，中国新《外资法》对“强制技术转让”进行严格禁止，紧接着，2020年1月，中国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和与欧盟签署的《全面投资协议》，也明确承诺严禁“强制技术转让”。这些举措标志着中国在放弃产业政策工具（即经济主权）方面，做出了比加入世贸组织时更加彻底、且不可逆的让步。这一让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三大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发展利益，也使整个发展中世界在与北方国家就WTO改革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
遗憾的是，由于话语权长期被官方垄断，加上“芝加哥男孩”（泛指秉持源自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者）的深远影响，“严禁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可能被误解为WTO普遍规则，进而误导国家决策，难以纠正依附发展路线。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近年来在加强稀有资源控制，尤其是稀土资源方面取得进展，弥补了“忍辱负重”的部分后果。但随着西方脱钩并开发替代资源，这一努力的实际影响已大为减弱。
自主发展 时不我待
综上所述，龙永图所谓的“忍辱负重”不仅未能带来预期回报，反而让中国陷入尾大不掉、难以改变的困境。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已成为中国结构转型的深刻障碍，必须警觉，不能再忽视！
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中国必须立足自主发展。这不仅要求从思想层面深刻反思“忍辱负重”所隐含的依附发展逻辑，更须要在制度上进行深刻调整。
中国谋取自主发展的时间已经相当紧迫，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格局，中国必须顺应潮流，勇敢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在日益丛林化的国际体系中脱颖而出，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