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有引领世界文明的抱负的话（从三个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来看，它有），应该怎样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呢？除了思想上顺应历史、大胆创新外，一个更困难的挑战是避开人性陷阱。
去冬今春以来，中国实力有两个质的飞跃，使其国际战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和运作空间。第一个是在高技术基础上的军力呈现赶超美军的趋势，第二个是美国及盟国六年多的封锁针对，没有能够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似乎有了基于本国人才和资源的、可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
前者表现在去年出现在11月珠海航展上的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包括占绝对优势的无人战机蜂群和系统化作战能力，12月亮相的两款六代机，以及在航空发动机和电子战上的突破。后者则表现在深度求索（DeepSeek）的问世及它对世界人工智能（AI）界的冲击，机器人技术的突飞猛进，晶片技术自主方面的进展等。它们使中国放出豪言：随时准备同美国“打任何形式的战争”。
中国六代机首飞后，美军太平洋司令表示，随着中国在先进武器领域不断突破，美军的技术优势逐渐被削弱，因此中美之间应和平共处，美国也不希望与中国开启军备竞赛。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指出，这是头次听到专门应对中国的美国将领，表示要与中国和平相处。春江水暖鸭先知，美军最了解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新任防长也多次提到，兰德公司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过的多次兵推，“每次我们都输了”。
这两者都有言之过早的可能，但西方国家四分五裂，内部困难重重的现状，大大加强了两者所代表的趋势的确定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受到几乎整个世界的谴责，但它以一己之力硬刚西方阵营长达三年，不仅没有落败，而且近来节节取胜。美国和西方国家从乌克兰腾出手来，专门对付中国，威慑力大减。况且针对中国的崛起缺乏对抗俄罗斯侵略的道德高地，和者盖寡。从长远历史进程来看，这个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中国的国际战略开辟了新天地。如何运用这一新实力，可能会导致中国未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前途，甚至可能创造两个不同的世界秩序。
第一种前途
第一种前途几乎可以说是默认道路，它顺从逆全球化大势和丛林法则的回归，又有数千年历史的积淀；实力的逻辑谁都明白，大小各国的应对方式不仅有经验，而且还有成熟的理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弱肉强食似乎理所当然：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扬言要兼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夺回巴拿马运河，对全世界宣布关税战，世界各国对特朗普赤裸裸的霸凌言论却没有强烈反响，值得深思。
武力兼并领土和掠夺资源，是西方殖民帝国的老把戏。“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普京说，说千道万，不如轰炸机扇几下翅膀。如果华盛顿以强取豪夺手段扩张领土，正好为其他强权国家武力解决领土纠纷大开门禁，也使莫斯科的侵略合法化。丛林世界的回归对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实为利好，大陆一些学者已经在讨论如何运用实力来匡正“历史的错误”：武统台湾首先不在话下；跟日本算总账时，顺便也把琉球的问题解决；南中国海更不成问题，马六甲困境也迎刃而解；外蒙古那300万人的区区小国信手拈来；东北和西北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理应物归原主；西伯利亚也可乘虚而入，贝加尔湖是苏武牧羊故地，大汉锋芒所及。
北约不敢直接下场出兵乌克兰，是因为顾忌俄罗斯的核力量。中国虽然在核威慑上还比不上美俄，但也足够，而且很快也能追上。现在常规力量也非常强大，陆战无敌，海空和导弹力量正在将美国逼出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延伸。在武力上立于不败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给中国对外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第二种前途
但应当看到，俄罗斯之所以至今没有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结构对外依赖性相对较低，西方无论如何制裁都奈何不了它。相比之下，中国对外依赖性大得多。即使如此，世界大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逆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的收缩：大国内转，小国地区化。中国实行的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特朗普的美国则干脆追求封闭单循环；俄罗斯必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开放过；欧盟也会更加自成体系。其他国家都不得不强化供应链的安全——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不那么重要了，丛林也会更加茂密。中美那样的大市场也更具吸引力，是软实力之源。
然而，当今的世界不同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根本上来讲，是丛林世界走到尽头的产物。重返丛林世界短期对大国有利，但长期对大中小国都有害无益。深受殖民之害的全球南方，会联合抵制19世纪的回光返照。现在，各国都将安全摆在国际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之上，但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怀念全球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和进步，因为各国将安全摆在第一位的理由，要么是夸大，要么根本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背后都是政客的操纵和媒体炒作，是人性在作祟。
各国自顾自的，同时须要照顾全球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公共问题：气候变化、AI、流行病、资源分配 （包括粮食、干净水、新鲜空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跨境污染、网络安全、国际金融、航运安全等。小国、弱国和非政府势力也不会安于大国霸凌，他们会不平而鸣，而且反抗的机会和手段会越来越多。
二战后取得的各种成就非常辉煌，为人类文明朝更高层次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回归丛林世界只能是暂时的、没有出路的反动。包含在这些文明成果（尤其是AI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中的巨大可能性，包括共赢的巨大潜力，迟早会有人出来向前推动，但这个历史责任需要一个或数个有影响力和实力的国家来担当，更需要新思维来产生号召力，聚合全世界力量。以国家为主体的法西斯主义早就进了历史垃圾堆；普世的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毫无建树，最终走向独裁压迫，在冷战中被击败；同样普世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达到高峰后，正急剧衰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冷战不过是两个过气旧灵魂之间的无谓之争。
比较而言，最有可能引领世界走向后资本主义文明的是中国。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往回走而不是向前看；其他主要国家要么思想守旧，要么力量不足。冷战的失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消磨掉一大半。而中国作为资本主义新手，还没有受自由主义浸淫太深，因此更容易摆脱两者的束缚。在意识形态创新上，大陆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习近平一反毛泽东，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在外交思想上取得很大进展。但在国内这一块仍严重不足，使中国总是在两个旧势力之间左右摇摆，两者的弊病兼有。因此，它尚未准备好引领世界文明更上一层楼——但它有这个实力和潜力。
更上一层楼之要旨
如果中国有引领世界文明的抱负的话（从三个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来看，它有），应该怎样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呢？美国的转向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兴起，正在导致战后秩序的重组，这给中国提供一个机会，把自己打造成世界各国能普遍接受的角色。除了思想上顺应历史、大胆创新外，一个更困难的挑战是避开人性陷阱。在各国各不相同的国民性之下，是普遍的人性。主导国际政治的往往是情绪而非理性。情绪语言很简单：“喜欢”或“不喜欢”，“敌”或“友”，“接近”或“疏远”。文明的大厦很脆弱，一旦垮塌后，人的行为模式就会向本能回归。
比如，准备好“打任何形式的战争”的宣言，如果为的是使国际上重视中国的实力，则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改变他国针对中国的习惯思维，从而引起行为改变。中国在特朗普上任前后大展实力，既有军力也有科技，是及时告诉美国不要玩火。但一般人性在这个时刻的表现，主要是显示好勇斗狠的霸气，图的是扬眉吐气。这在一般老百姓无可厚非，但在决策者就是幼稚短见，缺乏智慧的表现。
心理学家哈特（Jonathan Haidt）认为导致人类恶行的两大原因，是自尊心和道德理想主义。自尊心受伤是日常生活中暴力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屠杀、种族灭绝、战争和恐怖主义都脱离不了道德理想主义。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导致人们的二元思维，将他人他国区分为好坏。人们总认为己方是正义的而他方是邪恶的，并编织故事，给对方贴标签、画脸谱、戴帽子来创造出学术界称为“纯邪恶的神话”（myth of pure evil）。由此引起的冲突源源不断，毫无意义地争来斗去，最终又毫无长进地回到威斯特伐利亚。一触即跳不是文明进步之路。
所以，无论以上哪种前途占上风，胜出者必然是那些成功避开人性陷阱的国家。针锋相对的目的不是出口恶气，也不是打败对方，而是化敌为友，以收获双赢的长期利益，带动文明升级。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自信到运用自如是一大飞跃，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
作者是基于美国的作家、学者、时事评论员和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