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之所以愿意做这笔交易，首先是贝莱德开的价码非常优惠；其次，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成为两个大国相争的标的物，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他更不想得罪后者。更何况，李家父子均已入籍加拿大，谴责他“卖国”，当真是隔靴搔痒。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之后，立即提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管辖权”，理由是中国已经控制了运河的管理。随着口水战逐渐升温，外界终于扒出事实：特朗普所指的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实际是早已高度国际化的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集团在控制。
数年前李家资本陆续撤出中国大陆与香港，如今1.138万亿港币（约1950亿新元）的资本当中，有90%分散在世界各地，李家父子现均已是加拿大国籍。如今这个情况，无论是北京还是李氏家族，都未将长和视为中国资本。3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更有趣，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并非依靠武力，而是美国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BlackRock）收购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的港口业务。世人皆关注北京的愤怒，却很少去想李嘉诚为何对北京如此“绝情”。
作为联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运咽喉，巴拿马运河承载了全球约5%至6%的贸易货运。美国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用户，货运总量约占运河运输量的73%，中国为21%。2017年，巴拿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近40家中国公司在巴拿马开展业务，涉及采矿、金融、物流和电信等多个领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北京“在运河内外日益增强的存在，使这条水道成为中美争夺势力范围的导火索”。
美国资本精英擅长政治投资
2024年大选落幕，特朗普在候任期间就宣示将“收回巴拿马运河”，防止中国控制这条战略通道，引发美巴中三方口水战。3月4日，特朗普声称，华盛顿将“收回”巴拿马运河。他指的是贝莱德集团主动请缨，牵头与长江和记实业已经达成交易，收购和记遍布世界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值得一提的是，贝莱德主动向白宫请缨，并非青睐特朗普，而是一种政治转向示好。就在去年大选前，贝莱德还是民主党的政治资助者，并且是民主党提倡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积极响应者。2018年7月，美国总统虽是特朗普，但他的政治控制力与影响力有限，在左派推动ESG热潮之初，贝莱德主席兼行政总裁芬克（Larry Fink）就成为领军人物，该公司发布《贝莱德ESG整合声明》，宣布在管理客户投资组合时引入ESG标准，并纳入全公司的管理流程。
直到2024年11月底，大选尘埃落定之后，以得克萨斯州为首的11个保守州向贝莱德等集团提出诉讼，指控该公司的ESG投资策略推高能源价格，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芬克才开始回避使用“ESG”，改推“能源实用主义”（Energy Pragmatism），并公开称世界领袖仍然同时需要再生能源及油气。在特朗普上任前，芬克与田纳西州总检察长斯克尔梅蒂（Jonathan Skrmetti）达成和解，宣告贝莱德的ESG时代结束。
倚中而兴的李嘉诚身份认同已非中国
贝莱德集团作为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在香港有深厚根基，持有5.08%的长江和记实业股份，8.9%的汇丰控股。就在特朗普政府考虑动员私营企业并与之合作来解决一些棘手的地缘政治问题之时，芬克迎合特朗普的需要，主动觐见，获得首肯后开始与李嘉诚接触，只用几星期时间就达成前述协议。
交易达成的消息传出，北京震怒，舆论汹汹，纷纷指责李氏卖国，不以国家为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3月13日转发中资媒体《大公报》评论《莫天真 勿糊涂》，狠批长和与美方这项交易。文中除斥责交易是“唯利是图”“漠视国家利益”“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之外，还警告李嘉诚“想想自己的立场、站在哪一边”。
这警告对李嘉诚其实没多少用处。李嘉诚倚中而兴，这是铁的事实。当年撤资中国，也是他精密考量得失之后做的选择。李嘉诚之所以愿意做这笔交易，首先是贝莱德开的价码非常优惠，长和旗下43个港口199个码头泊位及配套资产，整体出售总值约为228亿美元（约303亿新元）；其次，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成为两个大国在地缘政治相争的标的物，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他更不想得罪后者，因为他的投资遍及世界，美国对世界的长臂管辖能力远超过中国。对李嘉诚来说，他意在选择套现离场，远离两国之争。更何况，李家父子均已入籍加拿大，身份认同就不是中国人，谴责他“卖国”，当真是隔靴搔痒。
中国无计可施，祭出几招，一是让几任香港特首出面谴责，香港特首李家超就此公开发表三点看法，称社会对长和出售巴拿马资产给美国公司有很多议论，“这些关切值得重视”；前特首梁振英也发声谴责。第二招是调查，据3月18日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政府部门已开始调查长江和记集团计划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之事；第三招是指责李氏家族忘恩负义。中国国内媒体频频发文，指李嘉诚作为“私企”却长期依赖垄断性质的业务起家，无论是香港的地产、电力，还是海外的港口、电信，都属于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其成功都离不开特区政府的配套支持。在中国的房地产等各种项目，当然更是中国政府的恩赐——这一指责大体切合事实。
以目前情况观之，尽管北京非常愤怒，但要想阻止这笔交易并不容易。中国的目标可能在于止损，因为在这之前，特朗普已签署行政命令草案，计划向中国船只收取特别停靠费用，并敦促盟友效法，否则将遭报复。如今贝莱德得到这批港口，今后特朗普无须通过政治施压，只须凭借商业手段，比如通过加价就可打击中国贸易的竞争力。中国政府此刻更关心中国公司与长和的各种协议，贝莱德接下来是否将推翻重来。
李嘉诚不念“国恩”给中国的教训是什么？
中国知识界一直盛赞西方资本独立于政治，我本人在20多年前也持此看法。了解日深之后，知道这种看法失之于肤浅。美国顶级商界精英多擅长政治投资，游说政圈是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但因为产权明晰，就算与政圈交恶也不至于有灭顶之灾。因此，美国政府对资本具有吸引力；中国资本包括李嘉诚在内地经商，都必须依赖政府（或官员个人）才能获得关键资源，但政府对私人资本始终未脱离毛时代定下的“利用、限制、改造”这一窠臼，随时可以对私人资本巧取豪夺，马云等民营资本均难逃此厄运。
换言之，中国资本必须依附政府或官员才能生存发展壮大，但这种依附属于相互利用且缺乏安全感，一旦高层权力更替，不仅政策会随之变化，资本往往还因靠山倒台而跟着破产。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李嘉诚纵成“亚洲首富”，也只会认为这是他与北京互相利用的结果，而且高度缺乏安全感。这就是贝莱德主动请缨配合美国政府地缘政治之需要，而李嘉诚却罔顾中国政府需要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一事件能够让中国政府从此放弃对私人资本的“利用、限制、改造”这一陈旧思路，立法保障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