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长者越来越多，他们的脚步慢下来，是自然，也是必然，但若整个城市的节奏没有一起放慢，人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只会拉得更紧。
在讲求效率的新加坡，走得太慢，有时候会显得格格不入。
地铁闸门前，只要掏卡慢了一秒，就能感觉到身后队伍的隐隐催促；过马路时，倒数秒数仿佛也在提醒：快点，别拖，别让别人等你。城市节奏紧凑得像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稍微慢半拍，就影响整个系统的效率。
前阵子每当我在路上看到年长者步履缓慢、上车时小心翼翼地握着扶手、交通灯绿人开始闪烁，却迟迟未能过完马路时，心里那一丝不耐，总是来得很快。但紧接着的，往往是一阵说不清的内疚——那不是责怪他人，而是一种对自己情绪的反省。
不是不懂得尊重，而是内心有种拉扯感：为速度焦虑，却又为自己的焦虑感到羞愧。这一快一慢之间，藏着的不只是生活节奏的落差，还有我们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
到2030年，每四个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城市和制度正努力跟上这场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政府为此已着手优化交通设计：巴士设有防滑地板、靠近出口处安排优先座位、车长在开动巴士前，必须确保年长乘客已安全就座。
官方也早在2014年，开始在年长居民较多的住宅区设置乐龄安全区，根据各地情况改进公路设施，为年长者打造更安全和方便的出行环境。这包括设置路隆使车辆放慢车速、增设安全岛让年长者分段过马路，以及延长交通灯绿人的时限等。
这是制度层面的体贴，但即便如此，事故仍时有发生。
律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穆仁理日前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时说，过去10年，五名乘客因巴士事故丧命，其中四人是在巴士上摔倒的年长者。今年3月，就有一名80岁的乘客在行驶中的巴士上跌倒，头部受伤，送院后不治。
事件不仅引发关注，也凸显一个问题：当年长者越来越多，他们的脚步慢下来，是自然，也是必然，但若整个城市的节奏没有一起放慢，人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只会拉得更紧。
快接近中年的我，逐渐能体会这种矛盾感。站在人生的中点，既还能快步向前，也开始察觉时间的流逝。身体已开始发出小信号，膝盖没以前灵活；熬夜隔天没以前恢复得快；父母年纪也大了，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原本轻松不过的动作，如今也变得吃力。这时候再看见街上的老人家，就不只是“别人”了，更像是在看着未来的家人和自己。
也许正因为这样，心里才会有种说不上来的不舒服：不是讨厌慢的人，而是害怕自己有一天也跟不上这个城市的节奏。说到底，不舒服的其实不是“他们太慢”，而是“我们太快”，快到忘了人生有不同阶段。
慢，其实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记得体谅，也记得这座城市的好，不该只是建立在速度和效率之上。我们常说社会要“亲乐龄”，可真正的“亲”，不只是加装扶手或铺上防滑地板，还包括一种文化的调适——愿意放慢脚步、腾出几秒时间、不催促，也不嫌弃。
这几年，不少政府机构和团体已开始重新思考“亲乐龄”的定义。从居住环境到工作场所，再到社区参与、数码技能培训，年长者不再只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可以继续活跃、继续贡献的一群。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温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最慢、最脆弱的一群感知得出，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自己的反应中，看出本身对弱者的真实态度？
只要社会愿意等一等，彼此就能走得更远、更稳。慢一点，又何妨？
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希望，有人愿意为我们多停留几秒。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