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寡民让新加坡异常脆弱，这不假，也无法改变；同样让新加坡脆弱的还有治理的精细和复杂化。越复杂的越脆弱，这是物理常识。
在4月23日大选提名日，朝野确定排阵后，各党要在九天的选举期各显神通，说服选民投选他们在国会议事殿堂议政决策。生活费压力始终是每届大选的长青课题，不少民众总觉得收入增幅跟不上通货膨胀。这也是反对党最能发力和引起共鸣的地方。虽然作为应对措施，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发放各种生活津贴如邻里消费券等，但显然并不是釜底抽薪之道，所以还必须对选民晓以大义，提醒国人外部世界已然改变，在关注生活费的同时，更须着眼全局。
从大局审视，本届选举有两大特点，一是第四代领导层正式掌舵，接任行动党秘书长的黄循财总理首次寻求国人的政治委托，并部署第五代接班人选；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打破数十年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在新的国际秩序成形前的过渡期，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必然出现众多不确定性，甚至不排除大型国际战争意外爆发的可能性。虽然政治抉择应当基于理性，但选举本质上离不开情绪，而且更多时候是被恐惧、仇恨等负面情绪主导。这是必须警惕的因素。
新加坡经历建国60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发展为富裕繁荣的国家，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与社会和谐都有一定的建树。但社会经济发达所依赖的高度精细的分工，也意味着治理难度和脆弱性相对提高。新加坡人爱抱怨的国民性格，其实反映的是对日常生活高效率的习以为常，因此一旦办事不顺，就会本能地感到不耐甚至不满。这或许是国家发展成就的副作用，属于所谓的“幸福的烦恼”（happy problem）；但这毕竟是一种困扰，不容轻易忽视。
尽管国际舆论越来越看重新加坡的治理经验，但就如19世纪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经典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秘方犹如走独木桥，失败的大概率才是文明的常态；而且这种独门秘方往往须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完全配合，难以复制。所以前来新加坡取经的各国官员这些年来固然络绎不绝，至今却还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另一个新加坡的出现。
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对新加坡有些无可奈何，因为很难把根据美欧经验所构筑的各种理论，套用来解释岛国的现实。比如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里根，在1981年的就职演说就断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用来形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因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捆绑无形之手，压抑市场活力的欧盟，当属可圈可点；但新加坡却恰好是“大政府、小社会”而人民大体安居乐业，历次国际民调都表达对政府高度信任的反证。
当然，世间没有完美的国度。作为当今乱世里的避风港，越来越多国际资金涌入新加坡，恐慌的富人都在寻求安全感。很多打算移居新加坡的国际人才，也把单身女子在这里能夜间独自出行而不必担心人身安全，当作很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不少国人在环视国际环境后，会庆幸自己生活在岛国。可是，凡事均有代价；安全的代价，在于须让渡部分自由，包括一些人视为根本权利的公开表达的自由。言论是思考的主要表现形式，无法自由言说，相互诘难，也就意味着难以自由思考，让辩论消除盲点。
除了爱抱怨，新加坡人另一个典型的国民性格便是“怕输”。这能够有多重理解，包括对失败的恐惧，以及对安全感的推崇。“怕输”一方面表现为对自身利益锱铢必较，另一方面则蔑视探索、尝试、创新和冒险的精神。表现在社会上，是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分数主义心态，每当考试或升学制度做出调整，必然引来针对计分标准的各种质疑；表现在经济上，除了新航、星展银行等少数原本由政府设立的企业，在国际上叫得出名字的民间品牌屈指可数。
于是，“大政府、小社会”同时陷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尴尬。多年的励精图治使得政府这架机器越来越精致复杂，效率越来越高，对操作者的知识要求和资格门槛也越来越显得遥不可及。因此，大选时选民对候选人普遍精英化的期待势所难免，维系同草根基层的情感和信任来防止民粹主义也成为关键挑战。政府一再强调，小国寡民让新加坡异常脆弱，这不假，也无法改变；同样让新加坡脆弱的还有治理的精细和复杂化。越复杂的越脆弱，这是物理常识。
这就容易导致一种政治潜意识：由于复杂难懂，选民倾向于两手一摊：“肉食者谋之”，对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参与，就在几年一度的强制性投票，平日则在社交媒体怨天尤人，把一切都推给无所不管的政府，动辄投诉“有关官方”。最基本的邻里环境卫生，不是靠居民自动自发保持整洁，而是把公民义务外包给6万名每天出动的清洁工大军。这个人口比率恐怕是全球之冠。如何培养公民社会自主自救的能力，恐怕是国家摆脱后天脆弱性的一大出路。
近些年启动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能否改变这种政治冷感，或许是新加坡未来的希望所系。本届大选若能出现不一样的观感，年轻一代候选人和选民跳脱传统，在崭新的乱世中展现让人耳目一新的政治精神面貌，则不啻是另一种国家急需的“幸福的烦恼”。恐惧和仇恨固然是能左右选举的强烈情绪，信心和勇气却才是国家可长可久的寄托。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