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与历史出现断裂时，欧洲政客就要面对两个选项：一是依恋旧日历史的乡愁，捱过这几年，想象美国只是个半途学坏的男儿，终究会回到正轨；二是丢掉幻想，依从欧洲坚信的价值观，并在国际上说出自己的声音，与特朗普抗衡。
欧盟刻下面对“价值与历史”（value and history）之间的抉择。“价值与历史”是美国史学家列文森提出的命题，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冲击时的困境。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更生动地归纳列文森的悲叹：“他们（中国知识分子）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把目光放到今天的欧洲，这句话可稍作修正：“他们（欧洲政客）在情感上执着于欧美的共同历史，但在理智上他们却要告别美国了。”
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是内在固有的，价值观则来自外来的冲击。今天的欧洲则截然相反，历史可以是美国叙事，价值观则是内在的。
“价值与历史”的矛盾在欧洲政客身上很明显。德国候任总理默茨是个极好的例子，他自称是“大西洋主义者”，又曾在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长期任职。他渴望能带领德国、欧洲与美国深度合作，继续推进自由主义秩序。默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寄望“欧美自由贸易区”完全实现零关税，以解决美欧关税战问题。
告别旧“跨大西洋关系”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矢言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默茨在理智上知道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反复无常，旧的美国已一去不返，至少短期内回不来了。他在德国大选前就公开说：“很明显，本届（特朗普）政府并不太关心欧洲的命运”，又多次强调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我的首要任务绝对是尽快强化欧洲，以便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摆脱美国的独立。”
欧洲政客依恋的历史是二战后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美携手合作战胜法西斯，又在冷战期间一同击溃共产主义阵营。他们将“自由民主制”散播到世界各地，带动几波的民主化浪潮，又在冷战结束后高举自由贸易、多边主义作为国际秩序基础，甚至一度出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要被自由民主一统天下，只有“自由民主及其他”的命题模式。欧洲政客习惯了价值与历史一致的舒适感。于是当他们的价值观与美国人背道而驰，价值与历史出现断裂的时候，显得矛盾重重。
目前的欧洲还有许多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陈迹，例如军事同盟北约组织仍发挥作用。美国欧洲司令部还有6万多人的驻军，在德国就占了3万多人。当价值与历史断裂时，怎样清算这些历史遗产，都是异常沉重的历史工程。
两种历史叙事的碰撞
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却少有这份负担，“价值与历史”的命题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假议题。对知识分子而言。《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近日撰文《设想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就说：“美国已不再是值得信赖的国家。对许多人而言，这种认知并不新鲜。”
这条历史的分岔线最迟在2003年就开始，更早还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兴起的戴高乐主义、1982年的西伯利亚管道危机。皮凯蒂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开始追溯，就说：“不仅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动荡，更使俄罗斯的影响力借机重返中东——这场战争早已暴露出美国军事霸权主义的灾难性后果。”他认为，特朗普只是一个“受挫的殖民主义式领袖”，他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是希望“从对美国‘感恩’的国家中获得‘经济补贴’，从而持续填补财政赤字”。
皮凯蒂甚至将跨大西洋关系历史的价值观都予以抛弃，他主张把美国与欧洲过去建立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的范式抛弃，代之以他主张的“社会与环境多边主义”。
像皮凯蒂的历史叙事，在欧洲知识分子圈里很普遍，对他们来说，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更为重要，而非纯粹的自由化。
同样是2003年，欧洲思想巨擘哈贝马斯与德希达就义愤填膺地说：“欧洲应该将力量用在制衡美国霸权的单边主义。在全球经济峰会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中，则应该运用影响力，为未来的全球政策打造蓝图。”
哈贝马斯在22年前已极力劝告欧洲要自主自强，拒绝盲从美国的政治话语，无怪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后，他就情感激烈地撰文《为了欧洲》，狠批“欧洲政界鼠目寸光”：“未能预见今日局面，至少对美国民主制度长期累积的危机视若无睹。”他又认为欧洲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格局已瓦解……对欧洲而言，这场世纪变局将带来深远影响：不仅关乎乌克兰战争的走向与结局，更考验欧盟能否在新局势下找到自救之道。否则，欧洲必将被拖入美国霸权衰退的漩涡。”
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价值与历史”的命题在跨大西洋关系上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最迟在2003年，欧美的矛盾已白热化，早该分手，欧洲早该战略自主，强化欧盟作为一个实体在国际上的行动力。
当价值与历史出现断裂时，欧洲政客就要面对两个选项：一是依恋旧日历史的乡愁，捱过这几年，想象美国只是个半途学坏的男儿，终究会回到正轨；二是丢掉幻想，依从欧洲坚信的价值观，并在国际上说出自己的声音，与特朗普抗衡。
对于欧洲来说，若要维持皮凯蒂所说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秩序，与中国的价值观可能比当前的美国更加接近。中国与欧盟一样高举“自由贸易”旗帜。更重要的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都建基于“尊重别国主权”的国际关系基础原则，中国至少在口头上坚持这点，美国则堂而皇之要用文攻武略改变疆界，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
欧洲政客面对“价值与历史”的较量，到底还可以继续依从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还是已到了转轨的时候？更吊诡的是，“价值与历史”的命题可以具体化约成“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抉择。去年德国的《中国战略》还在为德中关系定调：“制度性对立体现在德国与中国在重要领域对国际秩序的原则所持的观念不同。”
这场价值的衡量与历史的变轨，注定是艰难的探索。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