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效应在过去的选举结果中可见一二，但没有绝对地偏向哪一边，关键在于选民怕什么。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两周前在他的新书《杨荣文：凝思集》第三辑华文版首发会上，针对他认为新加坡何时会举行大选的提问时回应道：“当人们感到害怕时，那就是适合大选的时候。”
言犹在耳，总统在4月15日接受总理建议，宣布解散国会，颁布选举令状，我们正式进入选举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无视已签订的自贸协定、不分敌友一律课税，搅乱国际秩序与规则，颠覆国际社会自二战后所熟知也奉行80年的自由贸易体系后，眼下新加坡所处的这个前所未见新世界局势，可以说已经来到了“令人害怕的时候”。
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新加坡政要包括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总理黄循财、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外交部长维文医生，都在短短几天内相继针对关税问题发言，国会4月8日复会时，黄总理更是发表部长声明。他指出，新加坡作为高度依赖贸易的国家，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长期发展可能严重受损；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将大幅度受到影响，导致本地雇员的就业机会和加薪幅度减少。
几位领导人也同时呼吁人民，为可能引发的全球贸易战做好准备，并要全国在这非常时期上下团结一心应对。执政党如此大阵仗地对美国关税措施快速反应，丝毫不敢轻忽，马上招致反对党抨击为吓唬民众。
新加坡前进党主席陈清木医生认为，这种种呼吁是要让选民感到恐惧，而当选民害怕时，便会觉得投票给现任政府是最安全的做法。人民力量党秘书长吴明盛也批评人民行动党政府“反应过度”，制造不必要的恐慌。
副总理王瑞杰随即抨击反对党，将这一课题政治化。
面对一些反对党人的不以为然态度，黄总理和李资政近日都试图进一步说明为何问题非同小可。两人均提到，让新加坡从过去各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稳定外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这段不确定时期恐怕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国人要做好心理准备应对。
其实面对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所谓“恐惧效应”，执政党和反对党想必皆有顾虑。对行动党而言，是担心人们相信反对党的“制造恐慌”论述，忽视实际情况的严峻性，而草率地投反对票。对反对党来说，则是忧心选民都认同行动党的说辞，对外部环境和前景感到担忧惶恐而更保守地投票。
事实上，这个效应在过去的选举结果中可见一二，但没有绝对地偏向哪一边，关键在于选民怕什么。2001年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久后举行的新加坡大选，的确让行动党的得票率上升到75.3%，凸显危机当前有利执政党的选情。但上届在冠病疫情笼罩下举行的2020年大选，这个害怕效应又似乎失灵了，行动党仅获得61.2%的得票率，趋近2011年“分水岭大选”的60.1%历史新低。
以2011年大选来说，反对党之所以能取得集选区的零突破，除了选民那时普遍对多个民生问题有诸多不满，也多少因“反对党恐全军覆没”的说法，催生出选民的另一种害怕。
当时，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毅然出走他驻守20年的后港区，带队进攻阿裕尼集选区，留给选民最大的忧虑，莫过于一代反对党大将若输了，反对势力会不会就此从国会消失？
5月3日投票日前的这两周，美国关税和特朗普的不可预计所造成的挑战、未知和问题，依然会是选举跑不掉的主旋律，但行动党在再三警惕和过度反应之间，的确须要拿捏好，以免招致选民反感，带来反效果。
反对党除了一味指行动党制造恐慌，也须要拿出实质对策，说服选民他们也有应对大环境变数的良策，而不只是在旁起哄。
回看黄总理在国会针对关税的发言，来到尾声时还特地沿用了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65年新加坡被迫独立后、以及2020年冠病危机期间时任总理李显龙说过的“不要害怕”，用意不外是要安抚民心，激励民众向好看，拿出迎难而上的勇气。
说实话，就从执政党和反对党本届选举推出的候选人来看，可喜看到越来越多年轻有为、有心为新加坡献策、为民服务的有志之士挺身而出，这足以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无须恐惧的底气。
然而，随着选情在提名日后逐渐白热化，各种唇枪舌剑少不了，不同阵营的对立必然会加剧，连带支持者也肯定被鼓动，而对我们全民真正的考验是在5月3日之后怎么放下分歧和差异，接受我们大多数同胞的选择，回到上下团结一心。
因为真正最叫人害怕的，是外部危机还没来，国家内部已自己先分裂。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