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与观察国际关系以及各国政治的一些外国友人近日提起，与西方（主要是指欧美）的有关官方、一般社会机构或人士，交往“容易得多了”，因为他们一般“有话直说”，行就说行，不行就说不行，不会拐弯抹角，所以不用做出太多咬文嚼字、观颜察色的揣测，事情就得以更顺畅、更有效地处理。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在东方（主要是指亚洲）的许多情况下，很难获得一个肯定的答案，说行的可能心知肚明是不行的，而说不行的可能是要你心领神会，在某些情况下其实是可行的，只是看你“会不会做人”、有没有特殊的“管道““关系”等，令到这些友人自叹不如之余，也必须不厌其烦地花上许多时间和精神，来猜测讯息的真正含义。这些交流若牵涉到国与国、大机构与大机构之间的大事，就容易产生误解，制造事端。
对此我也有深深的体会。自己很小就到美国去念书、生活，后来也在欧洲工作一段时间，才回到亚洲来开展事业，当然也经历过好一段时间的所谓逆向文化冲击——主要是指离开原有文化背景多年后，重回当地所经历的社会心理挑战。主要是看自己如何做出相应的心理调适。在欧洲时，我是在联合国的欧洲总部服务，得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相处，也对彼等截然不同的文化作风有更为切身的体会。在此无意抬高或贬低任何一地的处事方式，只是基于个人的体验、观察以及对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等，做出一些初步的解释和看法。
欧洲在数百年前就已发生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主要理念就是破除封建与迷信，套用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话，是“人从自作孽的束缚中走出来”，把人的思想与生活模式，从更为感性蜕变为更为理性，从此把事物进展的科学与逻辑奉为圭臬，而意识形态的分野也就变成更为二元化，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不太容许有黑白参半的灰色地带，要做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没有太多回头路，否则就不要轻言会去做。至于妥协，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当然也会有，但一般都勉为其难，一旦实践起来时，理念不尽相同，很多时候也就散伙离场。
这在政治上，尤其体现在欧洲多国在大选后所组的联合政府上。如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般在大选后，没有任何一党赢得国会过半的席位，都得花上至少数周，通常是数月，甚至更漫长的时段，来磋商如何共组联合政府，主要难题也是各自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大不相同，如支持或反对更宽松或更严紧的移民政策、支持或反对更大方或更小气的社会福利政策，大家心不甘情不愿地做出妥协来共同执政。
短者不出数月、长者也就一两年后，一些政客或政党对所属政府的政策实践不满，辞去部长职位抗议，或索性把所属政党拉出联合政府，造成后者倒台，再次大选也在所不惜。
如此情况不久前就在德国上演，至于应该也算西方一员，必须常组联合政府的以色列，之前更是一年好几次大选，近日也有理念不同的部长宁可辞职不干。有人可能认为，这种政府经常倒台的情况，造成政治以至社会不稳定，不利经济发展；但也有人认为，如此造成政府须要时常大选，是民主制度的真正体现，也能遏制过于强势的政府产生。
西方这种棱角锋利的政治运作模式，在东方，尤其是东亚有民主选举的许多国度，可谓令人叹为观止。东亚，尤其是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所以一方面仍然抱有“看人不看事”的观念，另一方面也难有太强的，基于不可变更的意识形态的交往模式，也包括政治交往模式。从褒义上来说，这可称为务实主义，不受意识形态约束，得以更有弹性，更为与时俱进地处理事务。但从贬义上来说，这也可能沦为没有太多核心指导原则，而是随波逐流地急功近利，对政治与社会稳定，可能也帮助不大。
就如近年的泰国政局，以之前被军方推翻而流亡外国的前首相达信为精神领袖的一方，本来与军方势不两立，但为了阻止年前赢得国会下议院过半议席的共同敌党上台执政，以便军方得以延续执政地位，达信一方得以在多年后重新执政，竟然决定携手共组联合政府。这充分体现出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说法，赢得过半议席实际上未能上台，没赢得很多议席最终却上了台。这的确让许多西方的“不合拍宁可不入政府”的观察者大跌眼镜。
另一个例子是即将成为百岁人瑞的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他多年前斗倒现任首相安华后，为了推翻另一位前首相纳吉，不惜再度与安华合作，令马哈迪得以再度任相。当下马哈迪对安华执政的不满再度浮现，不惜与更早以前同样被他严重针对的伊斯兰党携手合作，希望借着后者的政治崛起势头来推翻安华政府。这种一直为领袖个人魅力“保温”的做法，与西方许多领袖昙花一现的政治光芒，形成强烈对比。在国际政治越趋动荡的大形势下，东西方得更努力、更深刻地理解对方的交流模式，方能减少误判、维系和平。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