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成本”或“利润”而刻意忽视。在美国是因为资本家设计的精妙的商业体系，比如备受诟病的昂贵医疗保险行业；在中国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典型的“二元经济”，为了推动工业发展而对农村人口进行制度性掠夺。
在我们警惕特朗普所代表的“自由法西斯主义”（欧洲哲学家齐泽克语，美国奥特本大学3月15日主题演讲）的同时，应该反思1980年代开启的贸易自由主义走到今天，为什么会导致特朗普为代表的“新民粹主义”在各国成为主导性潮流。请注意，是主导性，而非主流。这个区别很必要。因为，仅以美国新闻网络为例，不论是自由派代表《纽约时报》，还是保守派著称的福克斯新闻，都对特朗普政府持怀疑和警惕，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这表示特朗普主义是主流思潮之外的一股潮流。
笔者认为，贸易自由主义尽管为全球带来了50年的繁荣，极大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生活；但是在资本横行的地球村，有另一半人的利益被刻意忽视和侵犯了。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铁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以及中国的农村户籍人口。这些利益被侵犯和忽视的人群，正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主导性力量。在美国，特朗普主义不过是这股力量在政治领域的部分体现。
我们看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噱头：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用制造业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制造业的衰败，并非政治因素推动，或者产业政策刻意安排，而是自由流动的资本的理性选择。美国资本家投资亚洲国家，主要原因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以及庞大的市场潜力；美国的人力资源成本由于先发优势，反而没有竞争力。是的，如果如特朗普所愿把制造业体系搬回美国，很多商品会涨价，而且不会涨20%这么简单，可能是翻倍。
在上海虹桥机场，笔者坐在星巴克里喝着30元（人民币，约5.39新元，下同）的咖啡，吃着29元的三明治早餐，看着熙熙攘攘各种肤色的乘客，不禁感叹，全球化为“我们”熨平了地理上的阻碍，为“我们”在全球的自由活动提供便利：星巴克、肯德基、优衣库、Ramada国际连锁酒店……上海街头能看到当季的意大利名牌服饰、簇新的法拉利跑车。但是，笔者知道，在中国看不见的角落里，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1000元（2020年中国已故总理李克强的答记者问），还有乡村退休老人每月养老金还不够买五杯星巴克咖啡（《酷暑下，倒在玉米地里的乡村老人》，《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40期）。他们都是中国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被忽视和被侵害利益的人群，也是新民粹主义的土壤。当特朗普在美国“为美国产业工人代言”，带着失意者的愤怒登上政治舞台之时，中国的失意者只能隐藏在网络一角，发泄和酝酿心中的无奈。“我们”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他们是失意者。
福利制度在中美同被忽视
以中国和美国为轴心的生产、消费链条，为全球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创造力，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这个新世界的繁荣相比，福利制度在中国、美国同时被忽视。美国用于公共福利服务（如健康、养老、失业等）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到23%，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还有接近一半的人口月收入仅1000元、以及每月135元的养老金（2025年“两会”后城乡人口基础养老金已经提高到170元）。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成本”或“利润”而刻意忽视。在美国是因为资本家设计的精妙的商业体系，比如备受诟病的昂贵医疗保险行业，奥巴马总统花费八年时间都无法完全解决；在中国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典型的“二元经济”（诺贝尔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Dual sector model理论），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发展而对农村人口进行制度性掠夺，如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工业用地，只有1%甚至更少的土地成本被用来补偿农民（2014年《第一财经日报》）。这与15到19世纪英国政府支持的抢夺佃户土地的“圈地运动”如出一辙。
中美两国政客都刻意忽视本国的福利制度。在美国，特朗普利用本国愤怒的失意者所孕育的乌合之众的力量，达成攫取政治权力的目的。我们只要看看，在这轮中美贸易战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哪些人群，就知道他的目标是谁。不论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正是之前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群。
利益分配是个艰难的博弈。不论多么聪明的政治制度或者贸易体系，总有受益者和受损者。2500多年前，孔子最富有的学生子贡问：“富而无骄”是否高明？孔子答：不如“富而好礼”。道德上，受益者有责任约束自己的骄傲自满行为，不应忽视对失意者的关怀，担负起社会进步的职责；制度上，受益者须要不断考察和批判现行制度的设计是否合理，自己获得的利益是否超出合理范围，考察失意者的利益是否得到补偿。
今天，美国的超级富豪如马斯克，除了赚取更多利润，似乎更关注削减政府职能。他的动机真是为了提升政府效率？还是另有所图，借机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或是为迎合美国失意者的无名怒火，博取喝彩而已？中国一些超级富豪也都已经离开大陆，移居海外；在本土已经赚取的以及正在赚取的利润，鲜有回馈为他们的事业输血的中国社会，更没有推动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动力。现行制度对这些超级富豪的垄断行为，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因为他们的利益根系深入制度的内核，与现行制度深度捆绑。现行制度就是这些超级富豪的保护壳。这是引发失意者无奈和愤怒的根源。
通过野心勃勃的特朗普，美国失意者的怒火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中国失意者还在隐藏的角落里挣扎。但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不能继续忽视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弊端，而是应该推动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富而有礼”。这不仅仅是对他人利益的合理关怀，也是对自己利益的保护，更是道德上的责任。
当我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丰富物质文化生活时，我们无法回避今天的现实：中国40年来培育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挑战，我们在为自己的冷漠和无知付出代价。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可有可无。2025年中国“两会”上，决定为城乡居民（农村户籍）每人每月增加20元养老金，这是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微薄增量，即使加上这区区20元，城乡居民养老金依然只有城镇居民（城市户籍）养老金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连起码的公民权利（养老）都无法保障，还谈什么“民族复兴”？
从政府层面呼吁和要求全体国民“艰苦奋斗”，其实是明目张胆地推卸责任。艰苦奋斗的同时还想“促进内需”，更是自欺欺人。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执政者头脑要清醒，对自己的所处时代和职责范围要有清楚的界定，执政思路不能停留在1949年的建国元年，或者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代，否则今天美国混乱的政经局面，就是明天中国的社会现实。政府有责任对改革开放后搜刮的巨额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安抚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与不劳而获是有本质区别的。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