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固然在自由尺度以及政府介入程度上有不同理解，但都分享一广义自由主义脉络的内核：个人自由在价值位阶上高于政府公权力。公权力如果作为一种否决性力量加以行使，会轻易打破一系列对权力应有的限制架构，并终将颠覆宪政框架，最终摧毁“所有人的自由”。“特朗普转折”有此可能倾向，即在他基于多数意志运用公权力，对一切建制传统或框架大加“解构”时，或许会最终颠覆宪制框架所规范的基本自由，以自由为名义，最终走向威权。
自特朗普二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外交与内政上的一系列政策，使得美国成为当下国际形势变迁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也导致美国形象同过去的“决裂”，这被称为“特朗普转折”。转折突出表征在美国外交面向上，即匪夷所思的“亲俄远欧”政策，一方面不惜以牺牲自身道义信用为代价大幅向俄罗斯妥协，谋求俄乌战场的快速停火，乃至参与“瓜分”盟邦乌克兰；另一方面则对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态度相当轻率，直言“欧盟成立的宗旨就是为对付美国”，并扬起关税大棒以解决逆差问题，引动出国际形势的剧烈变迁。
在内政上，在特朗普授意下，世界首富马斯克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俨然一次对旧有文官阶层的大清洗。美国自19世纪《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所确立的文官中立传统，遂受到严重冲击。有意见指出，这一改革是向政党分肥恶习的回归。
如何看待此“特朗普转折”现象，多数意见归结于特朗普个人，即他慕强、固执且善交易、好交易的人格特质。因慕强，而对俄国的强势领袖普京有惺惺相惜之感，并对软弱、松散的欧洲不具好感；因喜好交易，调停俄乌战争的举措又被视为一种“联俄制中”的大棋局，而对欧洲的关税政策，也即达成交易前的极限施压手段；又因固执，故而授意的政府改革不过是对旧政治对手及深层联盟的报复清算。
此种诠释有合理可洽的逻辑，但特朗普现象重要的并非他个人的领导特质，而是他胜选背后的多数美国选民意志；与其归因于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不如将此还原为一种美国当下的多数国民情绪：与过去决裂、颠覆一切建制；近乎狂迷色彩的多数国民心态，实际上是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内战。
文化内战在本质上关乎认同，在此基础上“分清敌友、坚决斗争”。在认同层面上，正如少数意见所指出，普京等政治强人正是特朗普派所认同之“我”，当下欧洲诸多建制派执政力量恰是所认同之“敌”，正如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欧洲的“直抒胸臆”。至于文官中立所代表的19世纪末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化”脉络，则为欲求打倒的靶矢。特朗普毫不掩饰地多次表达对美国左翼觉醒运动的敌意，他对美国基督教传统的捍卫与普京对东正教传统的保卫系出同脉，而“文化内战”的针对方，不止是全球化以降民主党执政传统同全球化议程、全球移民、世俗主义、多元主义的绑定，而须上溯到19世纪末美国开启的“现代自由主义化”进程，是美国国内“经典自由主义”传统一次“迟到”的反击。
自由主义的张力
文化内战之所以称为内战，不光是由于战场主要限于美国国内，亦在于导源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历史张力。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神圣辩护对象，关于自由的尺度问题，即个人之自由可以行使到何种边界的探讨，经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经给出逻辑完备的证明，即“群己权利”界限标准：一个人可享有的自由权限，应以不妨碍其他人可享有同等同量的自由权限为界；同义则是，一个人的自由不应干涉到其他人的自由，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政府权力。
此种自由主义理念在历史中是具有正当性的，它以一个人自由支配自己身心，而不涉及公域作为价值标准，对照前现代价值对一切私域的介入与束缚，这无疑是对后者的一次否定与超越。在此基础上，便生发出“最小政府”与“传统纽带”的概念——因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权力便须有限乃至最小；要在散乱的个人自由联结中组织社会共同体，须依赖传统价值的黏合力量。
经典自由主义在历史场合中遭到现代自由主义叙事的挑战，后者则诉求将人对自身身心之自由支配推展到公域，诉求一种自我意志与少数文化被承认、被尊重、被接纳的权利。它诉求的不单单是自我意志展示的“可见性”，更强调此种自我展示的“被肯定性”，在此基础上又助推公权力作为支持性力量的膨胀。一个人自我意志的展示成功，在逻辑上不仅系于单纯的展示行为，更重要的是诉求此种展示被他者肯定与接纳。这实际上将自由的实现与公域的接纳加以绑定，并对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群己权利界限标准发起严峻挑战。一个以社会与他者的承认与接纳作为定义的自由，明显不能自囿于自我的私域，而是深深介入社会公域中，传统自由主义基于公私域而分之互不干扰的个人自由观，便遭到严峻挑战。
自由的概念便从自我私域对公域的防御，扩展到当下对公域与他者私域的介入，构成一种时代性的新命题，也就难免引发争议。当少数意志的自我展示屡屡侵犯到多数的自我私域，而“被肯定”所依赖的公权力也愈发壮大、臃肿时，社会所潜藏的不满与怨愤始终暗流涌动。因在逻辑与现实性上，它已深深介入所有社会成员的私域自由空间，并颠覆保守派对公域与公权力的传统想象。
威权式自由的可能
特朗普发起的文化内战，即美国向经典自由主义的极致回归，一方面，为了“传统纽带”，特朗普对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有逾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嫌疑；另一方面，为了“最小政府”，特朗普不惜将整个文官集团打包成“敌人”加以“清洗”；并对现代自由主义之“少数意志展示”进行一系列严厉针对；在国际上则是同保守派强人领袖站在同一条文化战壕内。但特朗普旨在向经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又有引导美国走向“威权式自由”的可能。
经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固然在自由尺度以及政府介入程度上有不同理解，但都分享一广义自由主义脉络的内核：个人自由在价值位阶上高于政府公权力，后者只能为个人自由服务，或是被视为全然恶性而不加使用，如经典自由主义；或者被视为可利用对象加以审慎使用，如现代自由主义以公权力作为“少数意志展示”的支持性力量。二者均没有将一种主要带有否决性质的公权力行使，加以正当化。公权力如果作为一种否决性力量加以行使，会轻易打破一系列对权力应有的限制架构，并终将颠覆宪政框架，最终摧毁“所有人的自由”。“特朗普转折”有此可能倾向，即在他基于多数意志运用公权力，对一切建制传统或框架大加“解构”时，或许会最终颠覆宪制框架所规范的基本自由，以自由为名义，最终走向威权。
多数选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无论诉求目标是否为自由，它在性质上当同义于“民主”；自由可有多种面貌，但在基本面上应近义于“宪政”，还原为一个稳定架构约束下的权力状态，在此前提下确保多数人的自由。“民主”的力量一旦过强，即可能带来对宪政的冲击，最终威胁到所有人的基本自由，无论该力量是否以自由为宣传。
令人忧惧的是，“特朗普转折”在“民主”力量的加持下，有朝“民粹”演变的可能。即作为多数人意志的代表或化身，以“回归自由”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摧毁少数人的自由，并最终颠覆基本自由的宪政框架，树立起特朗普本人的“神像”。此种威权式自由是自由主义更大的威胁，可能以“经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为名义，将美国最终带入威权，摧毁所有人的基本自由。
对自由主义的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化内战即“自由反对自由”，最坏可能，是以自由为名最终走向“威权式自由”，这并非一种良性的政治现象。究其困境，或在于世人近代以来对自由的理解同公权力的行使，已深度绑定，或是如现代自由主义借助公权力“实现自由”，将对个人私域的侵犯正当化；或如“特朗普转折”用公权力“重建自由”，却有迈入威权的风险；实际上，这均是一种外向型自由的视角，缺乏内省维度。另有一种内省的自由维度，一方面将对社会的强制降到最小，既拒斥政府介入，也无须政府过多支持；另一方面又内涵一种伦理性的自足，在适度的伦理张力中达致自我内心的自洽、自足与自由，这可以从古代中国的哲学思考中汲取智慧，或许也是自由主义前景的解方之一。
作者是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