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处理结构性问题，须要有长远的计划和漫长的时间，并无捷径。但美国的政党政治不允许执政党或总统有长远的规划，只能做各种短线操作，如加征关税。加上政党轮替，政策都难有持续性。这是美国政治的一大弱点，制度设计如此，难以改变，但如此折腾却必然要伤及美国的国际信誉。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对别国加征关税可以解决当前美国的许多问题，但很多专家学者都不以为然。大国向弱国施加关税，胁迫对方减低或取消对美国的进口关税，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贸易逆差，但却不可能解决本国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如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对强大对手则未必能生效，如对中国。
但从特朗普疯狂挥舞关税大棒以及大砍联邦政府部门开支可以看出，他很急切要达到一些目的，包括减少美国的巨额负债和财政赤字，增加税收，重振制造业等。美国的国债已达到36万亿美元（约47万亿新元），每年支付的债息达1万亿美元，比国防开支还多。特朗普也想通过关税手段向中国这个最大对手施压，但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不只敢于说不，也能以牙还牙，表明会“奉陪到底” 。
美国把很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实际上无法治理病根。好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萨克斯、达利欧等，都认为特朗普的做法不当，最后可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除开这种短期措施，特朗普着实也难有其他作为，因为美国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他不可能在四年任期内，实行什么结构性的改革。
美国政经制度设计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弱点和缺陷已逐渐显露。在政治方面，两党制不幸已陷入空前困境。共和与民主两党势如水火，没有妥协空间，社会也因此严重撕裂。每一任总统充其量只有八年任期，要在这么短的任期内解决各种深层问题是不可能的事，何况还要受到国会和法院的牵制。
特朗普因为已经当过一任总统，无法再寻求连任，要在短短四年里有大作为更加谈不上，何况明年就得面对中期选举的重大考验。如果中期选举失利，共和党失去参众两院或任何一院的控制权，特朗普就要面对来自民主党的诸多刁难和掣肘，可能变成跛脚鸭。如果四年后民主党人重新入主白宫，就很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全盘否定他的政策。
自年初上任以来，特朗普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是 “信息轰炸”（flood the zone），就是用大量信息轰炸舆论场，让人目不暇接，制造出各种成功的假象。比如他几乎每天都签署总统行政令，绕过国会和法院。他也通过马斯克的行政效率部，抡动板斧裁减联邦公务员，宣布一些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把一些非法移民递解出境等等。总之，动作频频，但到底取得多少实效令人怀疑。所引起的负面反应和民怨却很明显，民调显示他的民望正在下滑。
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唯一的共识是甩锅中国，因为这符合两党的利益，有一个转移国内视线的共同目标，但对于治理美国的经济病却是有害无益。因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美国市场对许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包括各种各样的日需品）已形成高度依赖性，大幅加征关税，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商家必会把高关税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要完全切断供应链更不可能。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容或已看到美国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经济主要靠服务业驱动，而且高度金融化，偿还美债债息压力越来越大，但显然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制造业空心化来说，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制造业长时间陆续外移到其他地方形成的，绝不可能要它们一夜之间就搬回美国，何况今天的美国已不存在当年引领制造业风骚的条件。
要处理结构性问题，须要有长远的计划和漫长的时间，并无捷径。但美国的政党政治不允许执政党或总统有长远的规划，所以只能做各种短线操作，如加征关税。加上政党轮替，政策都难有持续性。这是美国政治的一大弱点，制度设计如此，难以改变，但如此折腾却必然要伤及美国的国际信誉。相较之下，中国政府的操作空间就大得多。一来没有选举压力，二来没有在野党扯后腿，三来可以做长期规划，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打持久战。
美国政治短线操作的结果，是政策随政党轮替变来变去，反复无常，也无法顾及需要长期规划和投入的项目，比如基础建设。这类花钱的项目往往被视为次要事项，所以出现许多基础设施长期失修的情况。连向来被视为西方发达工业国明星的德国也不例外。据《德国之声》报道，几十年来，德国的基础设施一直被忽视，全国有约5000座桥梁急需翻修；长期饱受超载与延误困扰的德国铁路，已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整修项目，未来几年将在40个重点路段，翻修逾4000公里铁路网。德国铁路公司已计算出，到2034年仅基础设施翻新就需2900亿欧元（约4342亿新元）。联邦交通部则估算，仅维持联邦公路系统运作就需要1400亿欧元。单单这两项总计就几乎耗尽未来12年5000亿欧元的基建预算。难道这种窘况和德国政治的碎片化没有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缺陷，美国资本主义的沉疴，也在持续消耗着美国国力，难有救药。美国人崇尚自由主义经济和放任的市场，也就是尽量不受政府管制，连美国联邦储备局也不受总统操控，政府规模越小越好。里根总统时代就有这样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现在，特朗普也如此认为。
放任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遵循丛林法则，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后留下一些有能力操控市场的大集团和跨国企业，财富也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美国参议员桑德斯说，当今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马斯克、贝索斯和扎克伯格所拥有的财富，比美国最底层的1亿7000万人还多。这是寡头政治。美国没有国企，经济由寡头操控，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美国的巨富包括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不仅能左右经济，也能操控政治，因为它们是政治人物必不可少的金主。有了这些势力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要实行任何经济改革都难如登天。这就是所谓的“深国”，特朗普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谈何容易。所以枪支禁不了，医改一再失败，医疗保险日益昂贵，毒品泛滥成灾，社会贫富悬殊，预期寿命不断减短。相比之下，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政府做起事来就有效得多。因此，若两国要打消耗战，对美国是不利的。
除了美国和德国，其他实行政党政治的地方，几乎都难免被上述政经制度的缺点所累。新加坡属于稀有的特例，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出现，政府起到关键性作用，政经制度的设计让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操控能力，如新加坡有一连串的所谓“淡联公司”，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极大的功能。政府的稳定性则让政府能做各种长期规划和投入（如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扩展港口和机场、建设地铁网络等），也能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可预见性。但新加坡的案例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偶然，因此另当别论。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