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学者:经济决策权集中民众预期高涨是中国根本性风险

新美学者在一场聚焦中国未来的论坛上指出,真正能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源于内部,经济决策权集中叠加经济增幅未达民众预期引发的失望和不满,都对中国造成根本性风险。

为庆祝成立五周年,《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星期五(3月28日)下午在新加坡与吉隆坡两地连线举行英语座谈会 “中国的未来: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前行”(China’s future: Navigating a changing world order)。

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与会发言,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兼副教授饶兆斌在吉隆坡连线参与讨论,主宾是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对于对谈主持人、《思想中国》主编周雁冰提出:什么因素将导致中国偏离经济发展轨道?王赓武指出,中国的经济系统不仅集中,还极度依赖不一定有能力处理好经济发展问题的少数人决策,“(这些决策者)的动机更偏向政治。政治智慧与经济智慧之间的差距对他们来说可能过于巨大,以至于无法做出实质改变,以确保国家持续繁荣。因此,风险确实存在。”

王赓武并指出,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随着现代化不断提升中国民众对未来的预期,民众对增长的期望也持续提高,一旦中国的体系无法满足这些期望,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感到不满,年轻人也会更加失望。

但王赓武研判,只要中国官方确保可能出现的抗议或不满情绪被局限在地方上,不让问题跨省扩散或上升至国家层面,中国整体的稳定就能得到保障。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往往是军队,而现在所有军方领导都是中共党员并受到党纪约束。

他指出,一直会给中共造成困难的是知识阶层,以及能得到外界信息的人,因此大学和学校教学内容是尤其敏感的课题,教科书受到控制,“这是一个他们会特别小心、永远不会把目光移开的领域。”

黄亚生也指出,多数能让中国经济发展偏离轨道的因素都来自内部,包括历史上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文革、大跃进等,都非他国强加。

他认为,中国有独特保护能力可免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在特朗普2.0时代关税战重现、全球今年衰退概率高达50%之际,北京有解锁国内市场潜力的巨大优势,也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提高民众收入。

黄亚生指出,中国可以推动农村地区户口、公有制土地权利与养老金改革,只要改革整个生态系统,国内生产总值(GDP)就能提高8至15个百分点,不再需要那么大量对外出口。他认为,户口改革和养老金改革,将是中国抵御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最佳工具。

中国能否避免成为下一个日本,避开失落的30年?黄亚生认为,中国人均GDP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均GDP与美国相当甚至略高的情况非常不同。中国也有日本没有的其它优势,包括企业家精神、科技与商业发展的结合、风险投资行业的全球化,以及非常开放的心态,“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覆辙。”

对于敏感的台湾问题,王赓武研判,北京仍更倾向从长远看待问题,会尽量和平解决。他认为,台湾人足够聪明,不会轻易宣布独立,因此有信心北京不会攻击台湾,“除非有人故意挑衅想要制造冲突,否则(两岸)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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