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健:日本不平等比老龄化更要命

世界首富马斯克曾两次指出日本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感叹日本终将不复存在,是人类的损失。可是,日本作家茂吕美耶在《一亿总下流?》一书中讨论人口急速老龄化的日本时,却展现社会问题复杂性的另一面。我的解读是日本的社会困局,不只有人口老龄化,更在于不平等差距的扩大。

茂吕美耶指出,1亿多的日本国民正面临社会经济的艰难??转型。因为日本已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所界定的“超老龄化社会”,即五分之一人口达65岁以上,但茂吕美耶认为日本的未来不一定不好。

一来是日本缺乏劳动力,日本年长者积极地活到老、做到老,约有四成65岁或以上的年长者仍在就业中。二来有老人活跃于“婚活”之中,积极相亲、参加约会式交友等活动,促使化妆美容、运动健身或人际沟通等课程兴起。也由于长照、医疗、火葬和殡仪服务供不应求,也带来了新工种与服务形式。

三来更多上一辈拥有足够财产,由更少数的年轻人来继承,平摊下来也是不错的。而且,当代的中年父母在经济低潮期进入社会,因而收入不稳定、税金比率增加,以致不少下一代子女要靠再上一代的祖父母辈,隔代支付大学学费。

问题在于,从1960年代仅有2%未婚的“皆婚社会”,到今日结婚不再是必然必要的,日本进一步变成了独居社会。因为资薪水平与结婚率、生育率是正相关的,比如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的日本男性,有76.3%未婚,而年收入逾800万者仅有17.3%未婚。因此,茂吕美耶直言,生儿育女是“奢侈品”,结婚生子如同有钱人才有的特权。

因此,自2005年起,日本总人口开始缩减,在2023年更创下新生婴儿数的最低点,仅有约75万新生儿,而同期年长者死亡数约为140万人,比例变成每一个婴儿出生、就有两名年长者死亡,状况令人忧虑。不过,相映成趣的是,日本的生育率虽长期比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等地低,但在2020年,日本生育率还有1.33%,竟然比四地来得高。

虽然为应对问题,东京都政府在2024年提供月老服务交友软件,但似乎仍无法改变的是,收入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除非能令30年来近乎不涨的薪资发生变化,不然比率更多的低收入男女,仍可能走上不婚、不生、不养之路。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人口如此急速老龄化,不只是平成年代的决策失败,也是由于战后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所致。一来在战后不久,为保粮食供应,日本政府在盟军指示下推广避孕和节育;二来是1970年代的欧美“人口爆炸论”,致使日本政府大力推广两孩家庭,人口增长在两次政策规划下变得缓慢。三来是日本人的家庭、婚恋、育儿问题都陷入困境,也由于失去中产阶级,下层亦失去向上爬的阶梯。可惜日本一再错过改善少子化的机会,形成今日倒三角的人口金字塔,当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愈来愈不平等。

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加上泡沫经济推高房地产价格,造成贫富差距加剧的“格差社会”。也由于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及日本的经济衰退,日企无力招聘长期稳定的员工,愈来愈多年轻人加入派遣或兼职社员之列。同时,日企的保守取态,比如时有日企被指宁可不让65岁员工退休,少给新进的年轻人机会。可是,这种情况却带来劳动成本上涨的后遗症,也无法培养下一代人才。故此,就业冲击婚恋生育,导致日本急速少子化,双重冲击日本社会,更加剧了老龄化。

日本在战后经历近50年增长,大和国民生活愈来愈好、经济规模愈来愈大,办过奥运会、世博会,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过去30年,人口大减、经济转差、楼股不涨、收入升势不再,虽然令很多日本人错愕,但却是他们须面对的现实。人口老龄化、经济衰退导致社会不平等这一系列问题,不只是日本才有,更是所有社会都要积极思考的困境。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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