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地癌症病患又看到一丝新希望，由李嘉诚基金会与淡马锡信托基金会共同捐资，引进最先进的超声波治疗设备，以减少病患的手术之苦，并获更佳之疗效。李嘉诚先生提到，这项捐赠是为了让患者“更快康复，带着新的希望和活力继续生活。”我猜那些受惠者，至少会感念淡马锡与李先生的慈悲之心吧。
李嘉诚是世界著名慈善家，他自奉微薄，但继承潮汕人急公好义的传统。他承诺捐出三分之一毕生所得，至今已捐出约300亿港元（约52亿新元）的巨款来资助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但人心难测，政治风向一变，再多的善行也抵不过来自高层的恶感。
李嘉诚对新加坡也贡献卓著，1967年他因香港受文革冲击而一度欲举家移居本地，故对新加坡有特殊的感情。早在2002年，他就向新加坡管理大学捐款1950万元，是当时新加坡的大学所获得的最大笔捐款。2007年，仅凭一封只有三段文字的李光耀先生亲笔信，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便在三分钟内拿到李嘉诚1亿元的慷慨资助。
李嘉诚对于新加坡的感情，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李光耀的惺惺相惜。两人虽一处商场，一处政界，但二李皆可谓一时之选。两人除了在家国观念、重视教育等诸多问题上存有共性外，更有性格与理念上的高度契合。
因此，李光耀10年前去世时，李嘉诚特携二子飞来吊唁。电视直播下，他的哀戚之情溢于言表，绝非寻常应酬可比。李嘉诚也多次提到他与李光耀私下无所不谈，并伤感地说“想起故人，我时时好怀念他”。二李在心灵上的相通绝非偶然。他们都勤奋务实，自律勤俭；且同样性格坚毅、理性稳健。李嘉诚一生投资不喜冒进，总是未雨绸缪地作长远规划；李光耀同样将新加坡带上经济、政治上循序渐进的稳健发展道路。李嘉诚以切身经历，特别强调良好制度的重要性，他看重透明公正的社会治理体系；李光耀用实际行动将新加坡带上法制、民主与廉洁高效的治理之路。李嘉诚对李光耀的亲近与钦敬，因此包含对新加坡政治治理与道路抉择的肯定。
新加坡与香港过去都拥有全世界最适合营商的环境，李嘉诚及新港很多富商都是在两地政府充分保护私产、司法体系独立、政府尊重营商者权利、资金与人才有流动自由等诸多良政背景中，才得以成功。但近些年来，香港发生肉眼可见的诸多变故，这对识一叶而知秋的商界精英而言，潜在影响不可谓不明显。尤其是本来可以也应该拥有独立于政治站队表态之外的商人阶层，如果连保持沉默与独立运营企业的权利都已失去，那让很多香港商界精英生起狐疑之心，也就在所难免。
与此相对，至少新加坡仍维持对于私产的严格保护，与对商人更为足够的政府信任。其中原因很多，新加坡就总体而言非常适合营商，这首先与历史上英殖民官方利用商人阶层来间接统治本地社会有关。在当时，富商一直是本地公共慈善事业的捐资人，同时也是基层华南方言社群的直接管理者。即便在建国后，新加坡历届政府也一直大力吸收商界、法律、医疗等社会精英阶层从政，因此在制度上保障商界在本地社会治理之中的足够话语权。这种制度性的设计，就使本地商人具有相当独立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新加坡的商人不必被强制要求爱国忠诚，他们只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商谋利，并向股东与消费者负责即可。当然，政府也鼓励他们为社会慈善添砖加瓦。
李光耀去世时，李嘉诚在唁电中提到：“（李）资政是世罕其匹、东西一合的历史巨人，笃志结领民心民智，实现有序、自由、公平和仁惠的社会。”在他捐赠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图书馆落成典礼上，李嘉诚重申“真正的自由是一条要实践的漫漫长路。民主是我们必需及重要的目标。”
自由确实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它更是保障正常商业行为的最基本条件。没有了自由，再多的纸上财富终是镜花水月，浮云过眼。
作者是本地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