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失败，深刻揭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巨大危险性。它不仅未能保护美国经济，反而通过连锁反应加剧全球危机，成为经济史上政策制定者引以为戒的关键案例。
在探讨1930年代的动荡时，美国经济学家罗思巴德曾将大萧条、纳粹主义的崛起以及随后的混乱局面，归咎于胡佛总统签署生效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他看来，此法不仅未能拯救美国经济于水深火热之中，反而成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政治极端化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导火索。
1927年，战后首次世界经济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的美国已是仅次于西班牙的世界第二高关税国。然而，随着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美国国内要求提高关税的呼声愈发高涨。1929年1月，国会召开关税改革听证会，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帮助农场主摆脱困境。4月，国会议员霍利（Hawley）和斯穆特（Smoot）联名提出关税议案。同年10月，纽约股市崩溃，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空前危机。此时，不仅农业部门要求保护，各工业部门也纷纷呼吁增加关税以刺激就业。在院外压力集团的游说以及院内议员的相互交易、互投赞成票之下，1930年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法——《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应运而生。
法案修订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890种商品的税率被提高，50种商品从免税改为征税。尽管有235种商品的税率降低，75种商品从征税改为免税，但从总体来看，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从38.1%飙升至48.92%，其他商品的税率也从31.02%提高到34.3%。据1932年的进口情况估算，实际征税物品的平均税率高达53.2%。1930年6月17日，法案经签署成为法律，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当《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提交至白宫时，众多经济学家明确表示反对，并敦促总统胡佛否决。其中，时任白宫经济顾问的拉蒙特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据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所述，拉蒙特是对美国总统“通常具影响力的经济顾问”。然而，即使拉蒙特“几乎要跪下来恳求胡佛否决这一愚蠢至极的法案”，胡佛仍不为所动，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法案。拉蒙特曾警告胡佛：“这一法案无疑将加剧世界的民族主义。”
全球贸易体系陷入恶性循环
与拉蒙特持相同立场的还有1028名经济学家，他们联名上书，认为法案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首先，他们预见到美国提高关税后，其他国家必然会采取关税和贸易报复措施，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美国此举不仅未能保护国内产业，反而引发全球贸易战。加拿大率先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其保守党在大选中击败自由党后，奉行比美国更高的关税政策。随后，英国、法国、德国等纷纷效仿，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导致全球贸易体系陷入恶性循环。到1933年，全球贸易额较1929年下降了约66%。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使它失去海外市场，导致生产过剩、利润下滑和失业率攀升。1933年，美国失业率高达25%。数据显示，美国出口大幅下降，1930年至1933年出口额下降约60%，农业和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同时，贸易战还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停滞，加剧全球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潮，如1931年欧洲银行危机便是典型例证。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行为促使各国转向以邻为壑政策，通过货币贬值、关税壁垒和贸易集团（如英国“帝国特惠制”）保护自身利益，国际合作彻底崩溃。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不仅削弱国际领导力，还间接助长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
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利普塞特曾指出，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往往与极端主义力量呈反向关系。在经济糟糕的国家和地区，极端主义运动往往更为猖獗。德国便是典型例证。经济危机前，纳粹党在全国仅有10万8000名党员，而到了1932年，党员人数已超过100万。从1930年开始，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屡获胜利。1932年4月10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希特勒获得36.8%的选票；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37.3%的选票，一举成为国会最大党派。
大量适龄劳动人口失业、通货膨胀，以及外交屈辱，使德国民族心理趋于极端。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面通过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向各阶层人民做出慷慨许诺；另一方面，利用纳粹党的宣传机器，声称该党是一个“大众党”，而非阶级政党，重点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发动攻势，争取他们的支持。这种宣传深深打动处于绝望中的德国人民，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诺言能够兑现，纷纷聚集在纳粹党旗下。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失败，深刻揭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巨大危险性。它不仅未能保护美国经济，反而通过连锁反应加剧全球危机，成为经济史上政策制定者引以为戒的关键案例。教训在于，只有通过合作与开放的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