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因为相对于发动传统战争，政策制定者更愿意接受将经济节点武器化的做法。但这种策略并非没有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们的使用会引发怀疑并招致报复。
2025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旨在终止联邦执法“武器化”的行政命令，声称上届政府利用执法与情报之间的相互联系来打击政治对手。虽然批评者认为此命令只是在演戏，但忠实拥护者却为之喝彩，认为这是抵制党派过激行为的大胆立场。然而，在这个法理奇观之下，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涉及能源管道、航运路线、全球贸易和金融资金流的更宏大故事。
国际事务专业的学者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不对称经济关系来获取战略优势。对此，阿尔贝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45年发表的《国家实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一书，是20世纪的开创性贡献，显示在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强者，可借助自身优势逼迫弱的一方做出政治让步。同样，1980年代，戴维·A·鲍德温（David A. Baldwin）的《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一书列举多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杠杆，认为制裁、援助和贸易激励措施，可以发挥与军事力量相同的胁迫作用。
在接下来10年中，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认为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已取代军事冲突，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和平，但这一观点在21世纪初开始受到新的质疑，批评者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幻想”掩盖经济实力失衡所带来的摩擦。
政策从始至终都是理论的反映。正如艾伦·P·多布森（Alan P. Dobson）所言，美国在冷战期间利用贸易禁运、科技限制和货币政策，以“经济战”取代直接军事对抗。正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开创性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所表明的，一个国家塑造国际金融、生产或技术基础体系的能力，使它能够为其他国家设定约束条款，减少实施直接胁迫的必要性。
全球性网络极易被劫持
2013年末，就在俄罗斯派遣“小绿人”夺取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大片地区之前，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就发现，互惠互利的经济网络可能成为战略脆弱性的载体。三年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一篇文章中，创造了“相互依存武器化”（weaponizing interdependence）一词，警告说那些曾经以鼓励合作著称的全球性网络——跨境投资、航道、数码基础设施——都极易被劫持。
此后，米卡·阿尔托拉（Mika Aaltola）、瑟伦·斯科尔文（S?ren Scholvin）和米卡埃尔·维格尔（Mikael Wigell）等所谓赫尔辛基学派学者，一直在呼吁关注那些“地缘经济走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航运路线、海底电缆），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咽喉要道，为那些有能力控制、使用或破坏它们的人提供战略筹码。
与此同时，曾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胡安·萨拉特（Juan Zarate）在2013年出版的《财政部的战争》（Treasury’s War）一书中，解释如何利用金融网络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非法活动。同样，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詹妮弗·M·哈里斯（Jennifer M. Harris）说明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银行间信息网络，如何为制裁提供有效的新途径，而卡梅伦·罗特布拉特（Cameron Rotblat）则将这种“管道武器化”（weaponizing the plumbing）的逻辑延伸到其他支付系统、清算所和中央银行网络。
2019年，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撰文论述“被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认为在全球信息和金融交流网络中掌握关键节点的国家，可以借此胁迫或监控对手。与此同时，安西娅·罗伯茨（Anthea Roberts）、恩里克·乔尔·莫赖斯（Henrique Choer Moraes）和维克多·弗格森（Victor Ferguson）追溯“向一个新地缘经济秩序”的转变，在这个世界中，“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和战略政策的经济化”已成为常态。
全球化日益出问题的时代
所有这些研究的背景，是一个全球化日益出问题的时代。美国完善了将涉嫌不法行为者列入美元交易黑名单的手法，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将各类实体，封锁于全球金融和支付体系之外。但中国则反过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借助由债务融资建设的、横跨欧亚非的各类港口、铁路和工业区，编织属于自己的依赖网。
中国还越来越多地利用在稀土矿（对许多高科技制造业至关重要的多种元素）和提炼方面的主导地位，来威胁任何反抗者。例如，通过控制全球70%的锂提炼业务，中国打造一个重要的电动汽车行业供应链咽喉，并已开始将其地位武器化。紧张的中美关系只是紧密相互依存关系导致相互敌视的一个例子。欧洲则不仅要减少使用俄罗斯能源，还要降低对美国支付渠道和中国电信技术的依赖。
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因为相对于发动传统战争，政策制定者更愿意接受将经济节点武器化的做法。但这种策略并非没有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们的使用会引发怀疑并招致报复。担心暴露于这类风险的国家，会采取更多防御姿态，收紧贸易政策，限制技术合作。
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战略环境中，每个经济节点，无论是航运走廊、支付系统还是数据平台，都会成为新的潜在前线。各类被武器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使全球贸易日益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破坏那些在近几十年间，为数十亿人带来空前繁荣的纽带。当每一条输油管道或半导体供应链都被视为特洛伊木马时，应对气候变化或大流行病等生存挑战方面的合作，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必须在利用自身地位优势和将其作为战略工具之间，实现巧妙的平衡。在认识到相互依存状态的武器化演变过程后，政策制定者就能避免落入那些曾将前几个全球化时代毁于一旦的破坏性重商主义陷阱。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否真的乐于这样做。
作者Carla Norrl?f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高级访问研究员
英文原题：How Much “Weaponization” Can the Global Economy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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