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

笔者近10年前参加一个赴台湾观选的华裔学者代表团，在台北参加的一场座谈会上，台湾的会见代表拿出当时的民调，显示台湾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比率已经大幅下降。笔者提问，对此有何办法？对方回答，须要加强交流。团中一位多次去中东实地调研的学者事后私下调侃说，交流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交流这么多年，不也还是那样。笔者说，大陆到香港、台湾的自由行当时已经开放了好些年，交流也是交流了，但麻烦和冲突却也随之而来。看来，泛泛地谈交流，似乎无法回答所有问题。

谈“交流”让人难以反驳，因为“交流”似乎占了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假如不交流，难道只能对立、隔绝、敌视？但是，在肯定交流的价值和必要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实中的局限；否则，至少在认知的意义上，会面对越来越多无解的疑惑。

例如，美国和中国相互隔绝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关心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只要政治气候松动就想尽办法访问中国，不行就通过香港来了解中国？笔者在研究生时代，在美国卡特中心的吉米卡特总统档案中，亲眼目睹寄往白宫的大量民间信函敦促中美建交。当两国之间的相互旅行、留学、商务往来已经超越几十年前不知多少倍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何以反而大幅上升？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交流盛况不可谓不空前，然而几十年过后，除了回忆的余韵，又有几许对现实政治、现实观感的正面影响？

把交流当成标准答案，似乎回避和简化了交流的前提，和过程中的很多复杂问题。在现在这个纷乱和日益分裂的世界上，且不说跨越人种、文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交流，本身就极具挑战性，就连同一个文化环境中成长、相处，且有血缘关系、亲情和利益连接的亲人之间，都难以交流。

须“三观”契合才有交流价值

笔者经常看到社交媒体上，生活在海外的年轻人感叹和自己在中国的父母无法“交流”，互相认为对方被“洗脑”，也曾读到中国网络媒体上长篇文章，论述为何“三观一致必将取代血缘关系”。

对于前者，或许可以看作代沟；对后者，笔者则感到，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亲情和亲戚关系这两个中国人生存中至关重要的网络，在重新审视，或者说是一种进步。这种观点认为：人和人之间真正有效和有价值的交流，最终必须基于真正意义上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契合。没有这一点，血缘亲情的维系也无非是一种麻木不仁、循规蹈矩的社会惯性，更无非是吃吃喝喝、家长里短、互探隐私、一地鸡毛。有精神追求的人难免视之为累赘。

笔者不认为血缘亲情全然空洞无意义，但也承认这种观点至少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另一个面向的精神需求，就是需要超越血缘亲情的、高质量的、深入的，而且有共鸣的交流。本质上，血缘是一个人无法选择的，而和三观相近的友人交流，则是可以自主选择的。

当代人的资讯和知识来源主要基于阅读——包括纸质书籍和电子阅读——以及电视、广播的视听传播，对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社会的了解，绝大多数基于媒体传导的形象。在现实中，真正有能力和意愿进行面对面交流的人，例如去中国旅游和经商的美国人或者智库大学学者，始终是人口的极少数。这就注定了，不论交流本身的价值有多大，真正能进入跨文化交流场景的人，只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只能生活在自己周边媒体的影响中。

手机打字让交流少了缓冲

媒体的影响如此之大，就连笔者要跟自己在中国的家人亲戚客观讲清楚美国抗疫的实际情况都非常困难，因为对方（包括父母在内）都会认为，“我看了新闻，早就知道了”，甚或显得“我比你更了解美国”。在这种情形下，交流者即使是亲生儿女、多年同窗，其亲身经历和感受的权威性，也并不比新闻报道更高，因为一个个体的经历，毕竟不如面对大众的大型媒体显得“真实”。在这过程中从来不乏“交流”，但这样的交流往往是两败俱伤的开始。

在智能手机时代，打字交流又部分地取代了面对面交流，但也抹去了面对面交流时，表情、神态以及喝茶喝咖啡吃菜所起的重要配合、缓冲，以及调节作用。不配发几个表情包，本来是一句玩笑，也很容易被当真。面对面谈话时，一时话不投机，可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缓颊；手机聊天，一句话过去，可能就把对方噎死，再无调和余地。比如，一位友人年初突然大力夸赞冬奥冠军谷爱凌，笔者不假思索就回了一句，对此人不感兴趣，从此伤害了友人的心灵。这也是手机交流失败的案例。因为曾经在其他问题上都谈得很好，相当有共鸣，几乎要可以庆祝三观一致了，万万想不到，轻舟已过万重山，却敌不过一个彼此都不认识的、横空出世的大人物谷爱凌。

1994年，笔者20岁时被学校选派参加首届“京港学生交流营”，开幕式由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亲自出席，规格颇高。快30年过去，当年的香港友人只剩两个，交流内容只剩下烹调。香港反送中期间，市面大乱，笔者发去微信，略表关心，对方却只简短作答：“香港的问题太复杂”，然后缄默。笔者自然识趣，交流话题从此又回到美食。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