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特稿：从“习十年”到中共二十大

二十大

特稿

从“习十年”来到此刻，中共二十大是10年精心布局、积累的结果，它不是中共或中国发展转折点，而是中国官方执政一个中途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三个30年”的中程坐标。在这个节点上回顾，中共成功修补治理短板与消除风险隐患的成果，以及待解决的新老问题都一一浮现得更清楚。

中国政府多年以来最“安静”的一次党代会即将掀开帷幕。

根据官方的定调，中共二十大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

然而，外界至今的感受是二十大气氛平淡，这不仅是因为官方保密功夫到家，相关的人事调整和议题透出的风声极少，也因为北京市迟迟未见热烈的造势气氛。

随着大会开幕日临近，疫情却在中国多地反弹，北京市的防疫也到了最紧绷的时刻，民众进京返京受到严格限制。对一般民众来说，除了感受到进京受限，二十大给他们的“可感度”并不强。这与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时，室内多处可见大型屏幕营造热烈气氛、电视与广播密集宣传“砥砺奋进”的情况形成反差。

“习十年”后中国再现政治强人

但二十大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坐标。中国官方预计将进入第三个任期，并预计将获得“两个确立”封印而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的又一个政治强人。他将领导中国进入怎样的新征程，不只将决定中国14亿人口的未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走势也会牵动亚洲发展，甚至对世界和平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自从2012年中国官方接任总书记以来，中共和中国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2012年以前中国官场存在的严峻腐败问题、高层寡头政治、山头主义、党内派系（中共称“团团伙伙”），以及军队腐败如今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这期间，中共意识形态和“制度自信”也大范围进入媒体与社会网络话语，中共党组织也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全面发挥作用，比如进入民营企业与外企。

中共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就开始筹划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邓小平时代追求的“党政分开”，改为“党政分工”。中共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将行政、立法、司法和监督都作为党权组成部分，“三权”进行内部分工，与西方政体的三权分立不同。

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和202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是这10年里的两份关键文件。中国官方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同年，毛泽东在文革时期重申的一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了党章；“中国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第三份历史决议则通过“两个确立”，使中国官方的地位比肩邓小平。

归纳起来，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中国官方推动中共领导地位强势回归，成功在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强化中共的作用与角色，由此消除了对中共长期执政的威胁和挑战。在强化党的同时，中国官方本人也登上“党中央核心”位置，并为自己长期领导中共，奠定政治、理论与相关制度基础。10年里，他完成个人权威从中央总书记到中央“核心”的提升，个人地位和思想从“两个维护”再到“两个确立”的演进过程。

苏共倒台与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胡锦涛作为弱势总书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教训，以及2012年中共十八大换届时的乱象，让中国官方得出结论：一个权力集中、重纪律、运行高效并保持意识形态纯洁的中共，是中国持续崛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可靠保障。

早些年前，有自由派人士期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共中央对全党的控制力；中共对社会、经济、媒体等领域的影响力都会明显弱化，中国将最终走上西方式自由民主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中国官方等中共高层主流认可的，他们认为这非但不是破解中国问题的解方，反而会削弱中国，可能让中国走回受欺凌的老路。

在这些背景下，中国不同知识群体对“改革”一词也有不同理解，改革开放初期、自由派所称的改革往往隐含“放权”。而2012年后中共所称的“改革”，是强化与巩固中共的领导制度及其效能。所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其实是要发展一套区别于西方与国际社会主流的政治论述与制度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官方能在10年内成功重塑中共领导体制，有赖于他一上台就展开轰轰烈烈的“打虎拍蝇”反腐行动。反腐至今仍是大获民心之举，中国官方也通过反腐扫除了党内“团团伙伙”、政治寡头、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央政权的侵蚀和威胁。他也通过推进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来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比如2015年底开启的军事改革，就强化了他对军队的全面掌控。

然而，中共在强化治理能力、体系与理论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明显的悖论。

在更为刚性的管理思维下，一些领域原有的灵活空间受到压缩，引发预期外的负面效果。比如高层声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是在中国民众与国际观察者看来，情况并不如此，甚至相反。

理论与现实成悖论

外界忧中国变“孤岛”

这些年，中国民众能切身感受到舆论空间收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隔膜也在加深。2020年疫情暴发后持续两年多的清零政策，更让一些民众与中外企业忧虑中国将成为“孤岛”，甚至萌生中国可能重回“闭关锁国”年代的联想。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对抗加剧造成的中美脱钩风险，更加深了这种担忧。

经济领域里的变化也十分突出，今年的形势尤其“复杂严峻”。

其实，中国官方上任隔年，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的说法是“起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在中共十九大写入了党章，但这句话要如何与“党领导一切”辩证统一，并不容易实现。

现实中，十九大以后，中国意识形态“左转”的趋势更明显，私营企业感受到所有制风险上升，监管的不确定风险大增。近两三年，中央推出“双减”政策（减少学生校外培训负担等），让补习学校几乎“团灭”；为打击“资本无序扩张”而整顿互联网企业，整治饭圈文化以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官方力图消减影响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各种“负面因素”，但经济、股市都付出了代价。

中国经济出现范式转移政治与经济关系重构

一些人将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滑坡，归咎于严苛的清零封控措施，其实疫情是让经济调整的过程更艰险，同时又加剧了原有的问题。疫情前中国经济已经在减速。不过，疫情前的经济减速，有一部分是官方有意调整的结果。中国高层大力去杠杆、消除金融风险、减少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与污染企业的依赖，以消除累积了多年的深层经济隐患，试图让经济结构更为合理。

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修改了维持了36年的社会“主要矛盾”定性。十九大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简而言之，中共要让发展更公平、更好地给民众带来“获得感”。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在2021年完成全国脱贫攻坚，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经济学者指出，“习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对此，批评者认为，中国不再延续邓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损害了中共与人民的社会契约。支持者则主张，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让全民共享，才是中国官民之间的社会契约，也才符合中国政府的“初心”。至于对互联网企业的针对，也是为了让资本与人才转入有更高科技含量的领域，而不是任凭电商等无序做大，他们“只惦记着几捆白菜的流量”。　

然而，驾驭经济范式转型是一个惊险的工程，涉及到利益深度重组，由政治主导的强力介入方式更是导致市场的不安。2022年奥密克戎疫情以及多地采取的封控措施，更是重挫了社会信心与预期。多家国际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左右，是数十年来少有的低点。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已形成“永久性伤疤”，甚至是“永久性伤害”。

如何走出疫情是眼前最大症结

在评论“习十年”时，国际媒体经常评论中国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开启“斗争外交”时代，导致中国的外部环境急遽恶化。

但“知华派”学者都指出的，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反应过度，而不论西方如何针对，中国能否继续崛起、实现民族复兴答案还在于国内。

“习十年”的特点，在于加固了中共的统治，也让中国更自信地要以自身的治理方式、制度与价值体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诚然，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兼文明古国，确实不可能照搬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巩固中共统治，是否只能采用一种刚性趋紧的管理手法，到了一定时候是否应该给予社会、经济多些灵活空间？再者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条件。学者测算，如果中国要达到自身目标，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4.8%左右，持续三年的疫情已经打乱了这个节奏。因此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怎么走出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的影响？

对许多人来说，放宽疫情管控是二十大后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改变。许多游子渴望回国看看，也有外国生意人希望再次踏足他们记忆中那个充满生机与机遇的市场。但坚持了两三年“动态清零”政策如果突然放宽，必然导致感染人数大幅增长，这又将是一个艰险的过程。

至于其他更深层矛盾的缓解，还是回到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平衡的老问题。曾有人形容，中国犹如一辆固定往一边倾斜的车子，稍不小心就会明显失衡。对于这个问题，二十大本身相信不会给出什么不同的答案，在大方向不会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期待新领导班子至少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减轻政策执行的刚性程度。中国的发展，究竟只是受了“一时轻伤”还是元气大伤，下来两三年，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