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洪瑞钗医生，身高不到1.5米，却有着让人仰望的勇气和无私精神。为了爱情，她甘心放弃刚起步的专科医生事业，陪丈夫流亡英国，35年后再踏上新加坡国土，是带丈夫的骨灰回家。为了正义平等，她声援巴勒斯坦人近半个世纪，其间曾获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授予最高荣誉“巴勒斯坦星章”，由已故巴解主席阿拉法颁发。上个月底，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系、现为英国公民的骨科医生洪瑞钗，第三次回来新加坡，领取新加坡哈佛俱乐部颁发的荣誉奖，奖项肯定她大半生奉献给人道主义。这期《早人物》，听这位人道主义倡议者讲述早年在黎巴嫩和加沙当战地医生的经历，对当前加沙局势的痛心疾首，以及对人类和平的呼唤……

“那个华人医生来了！她是我们的天使！”

“我们”，指的是1982年黎巴嫩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Sabra and Shatila）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每年9月18日，洪瑞钗都会飞到贝鲁特参加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周年活动。

在武吉知马一栋古色古香的洋房里，门口站着身高不到1.5米的洪瑞钗。76岁的她披着头巾，个子更显娇小，一身色彩斑斓的连身裙。她说：“大家都喜欢亮丽的颜色。”

房子是小姑子的。洪瑞钗的丈夫邱甲祥，2011年已在英国病逝。

她，在充斥着歧视传统的英国医疗体制下，排除万难当上英国最古老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Saint Bartholomew’s Hospital）第一位被延聘的骨科女医生，至今还在任职。

1982年，持着的还是逃亡到英国寻求庇护的证件，她就奋不顾身到满目疮痍的黎巴嫩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当起第一位战地华裔骨科女医生。

同年，她见证3000名巴勒斯坦难民被屠杀，冒着被驱逐甚至入狱的风险，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供证。1988年至2018年，她三度被以色列驱逐出境，两次被拘禁在不同牢房，但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却是回到加沙。

洪瑞钗用42年的心力，为巴勒斯坦人获得平等对待发声，即便两年半前独自对抗乳癌期间，也老想着如何救援巴勒斯坦人。这一切，要从那则电视新闻说起。

1982年—— 那则电视新闻改变人生

1982年，33岁的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看到电视新闻出现黎巴嫩贝鲁特被轰炸的场景。对黎巴嫩一无所知的她，被贝鲁特临海林立的楼房深深吸引，仿佛看到新加坡马林百列一带的组屋，那么似曾相识。

新闻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要摧毁流亡到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成员。洪瑞钗是虔诚基督徒，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但一幕幕以色列轰炸平民的画面，与她对宗教的认知相去太远。她决定亲自找答案，申请加入英国基督教救援会，到贝鲁特当战地骨科医生。

1982年8月，洪瑞钗任职的英国医院不批她的年假，她只好辞去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骨科专科培训一职，与不到10名义务医务人员，辗转坐船乘车进入西贝鲁特，再到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加沙医院。

“就像许多新加坡人一样，从没看过战争洗礼后的千疮百孔，那种震撼是无可言喻的，破坏程度，远超过新闻所看到的！我第一次觉得，身为医生，是那么的无助！”

她的第一个任务是重建加沙医院的骨科外科，负责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法治疗战争造成的骨折。

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另一个人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黎巴嫩的三个星期后，以军的坦克在1982年9月15日到18日，封锁夏蒂拉营，放任甚至协助它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大开杀戒。

这三天，加沙医院外的夏蒂拉，约3000条性命被夺走。洪瑞钗在这72小时里，一直待在物资越来越匮乏的地下室手术间，为越来越多遭枪伤炮击的平民动手术。 “太多太多人了，像永不休止的流水线推进手术室，我至少治疗了200人，地板上还堆叠着很多病人，许多送到医院时，几乎无法救治，尸体多到塞不进停尸间。我记得，那是星期四。”

一对母子和家人在士兵的命令下进屋，接着士兵炸毁房子。母子侥幸活下，但他们内脏严重受伤，都急需输血，但血浆只剩下最后一包，只能救一人。

“我告诉护士，让母亲输血，因为她可能有其他孩子须照顾，但母亲拒绝，把血浆给孩子，她只要些止痛药。不久，她死了。”

最后一个被送进手术室的是13岁男生，他身中三枪，被压在27具尸体下，朋友把他救出来。抢救成功，后来移居美国。然而，他的精神状况却无法如常，不时会“听到”当年家人被枪杀的嘶喊声、女子被强奸的求饶声。

坦克车撤离后，洪瑞钗和其他持外国护照的医务人员，在士兵枪口的胁迫下离开加沙医院，步行到广场接受盘问。

“这是我72个小时后，第一次踏出医院大门，眼前一切太不可思议了！道路两旁，堆放着尸体，有的发胀腐烂，空气中弥漫着尸臭。”

“我们千辛万苦救治几十个伤者，外面却有数千无辜的人瞬间被杀。我害怕吗？不，我很愤怒，他们怎么能如此对待另一个人！”

路旁还站着一群群被持枪士兵围堵的平民，突然，一名年轻女子速速把怀中的婴儿托付给洪瑞钗，但马上被士兵夺走。之后，洪瑞钗再也找不到这对母子。据说，所有人被杀了。

坚持——只为了问心无愧

作为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之一，洪瑞钗无法不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因此决定在1982年10月，到以色列的卡汉委员会（Kahan Commission）听证会上供证。委员会由以色列政府成立，负责调查该大屠杀事件。

供证结束，洪瑞钗被以色列“礼貌”地请走。1982年底回到英国时，她的体重减了三成。但她没有时间陷入所谓的“战后创伤压力”症，大屠杀让她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微薄，更坚持要为巴勒斯坦人做些什么。

于是她与先生邱甲祥和友人，经过两年奔走，1984年在伦敦创办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人医药援助会（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简称MAP），至今仍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基本医药救援。包括当前以哈冲突引发的加沙人道危机，MAP是最先提供救援的组织之一。洪瑞钗目前是MAP的荣誉赞助人。

1988年，黎巴嫩夏蒂拉营再次受袭，洪瑞钗再度披甲救援。出发前，她用半年时间撰写《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她笑说：“如果我不幸被捕，至少贝鲁特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可以保留下来。”此书后来译成中文等十来种语言。

从1987到1988年间，洪瑞钗以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的骨科医生身份，到加沙治疗受伤平民。但不到半年，她因这本书被驱逐出境，“我当时还在动手术，士兵要我马上离开，我拒绝。手术完成后，我被士兵带到机场。”

每年9月18日，洪瑞钗都回到贝鲁特夏蒂拉营，出席大屠杀周年纪念活动。每次，当地的巴勒斯坦小孩都围着她，听她说当年的故事。

她对巴勒斯坦人的济世之心，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扬。1987年，该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Yasser Arafat）颁给她“巴勒斯坦星章”（Star of Palestine），是组织授予巴勒斯坦之友的最高奖章。洪瑞钗是六名获奖的非巴勒斯坦人之一。

今年3月，她成为第四位新加坡哈佛俱乐部荣誉奖得主，半生奉献人道主义的精神再次受肯定。但她对笔者说：“我是代表那些为人权抗争、向我们展示何谓公正自由的巴勒斯坦人领奖。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看不到未来，却没有失掉人性。”

颁奖晚宴上，她把自己的经历通过幻灯片与哈佛大学校友分享，原定一个小时的分享会，她半小时就主动结束，问她原因，“大家都饿了，怎么能让嘉宾看这些血淋淋的照片，影响他们的食欲和心情？”

今日加沙遭遇 犹如一场海啸

“如果我说，1982年黎巴嫩贝鲁特难民的屠杀事件是龙卷风，现在的加沙局势，就是海啸！”

对当前的加沙，洪瑞钗想了片刻，用了这个比喻。

她说，夏蒂拉三天内死了3000人，力度强。哈马斯去年10月7日突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报复袭击，至今，至少有3万2000平民被杀，而且多为妇孺；7000人被埋在摧毁的废墟中、400名医务人员被杀、4000名学生和教师被杀、36所医院全部或部分被摧毁、1万5000名孕妇被迫在营内或废墟生产、170万人挤在只有500个厕所的营内，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加沙北现在出现大饥荒，许多母亲只能用野草喂孩子。

洪瑞钗语调渐渐急促起来，“你说的杀戮，是这样的程度！当你揪出平民然后杀了他们，摧毁家园、学校、工厂、大学、让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时，却说是和平军事行动，是与一群恐怖分子在作战。

“更糟的是，全世界实时看到这一切，却阻止不了，也无法让以色列允许更多救援卡车通关。”　

她哽咽地说：“我的手机每天都收到这些最新视频，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战争一爆发，说什么对不起都没有用的。

“我很愤怒，这种杀戮是没有理由的！我必须极度自我克制，才不至于破口大骂，巴勒斯坦人课题，已经有75年了。” 多年过去，巴勒斯坦人面对的处境却愈发艰巨。目睹这一切，怎不心力交瘁？

“巴勒斯坦人常说，我这一世或许回不了巴勒斯坦，但我的子孙可以。即使一面墙塌了，他们还是不断邀请我入屋喝咖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慷慨好施、善良、永不言弃。他们教我如何做个人。”

关于世人都在追问的，以色列是否正在加沙进行着种族灭绝。

她说：“我的个人观点没什么价值，世界最高法院——国际法院的看法才是重要的。应该问问加沙怎么想；问问190万无家可归、房屋被摧毁而得待在塑料布下、一贫如洗的加沙居民怎么想；问问那些没有家人的孤儿；问那些因为以色 列刻意造成的饥荒，试图捡起空投的食品包裹来填饱肚子而被枪杀的人；问那些因为医院被摧毁、医生和护士被杀、药物因封锁而用尽而死于疾病和伤病的人的想法。”

“如果我们不尽我们所能保护他们，那么我们就是种族灭绝的同谋。”

新加坡对待以哈冲突的立场，包括新加坡回教理事会设立的全福基金会，为加沙平民筹募1000多万元救济经费、要求以色列大使馆删除引发争议的贴文等，洪瑞钗深表赞扬。

“我们（新加坡）是很幸运的，拥有和平。新加坡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争发生，或是参与战争。没有什么事情是妥协或谈判无法解决的。人一旦失去性命，再也回不来，伤痛将代代延续。”

为了能探监 “我们结婚吧”

1977年，洪瑞钗和在新加坡出生的丈夫邱甲祥赴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直到邱甲祥2011年疑心脏病突发骤逝，她才抱着他的骨灰，再度踏上这片土地。

1974年，她在一个维护正义与和平的会议上遇到人权律师邱甲祥。当时，邱甲祥正在帮被控参与暴动的工人和学生领袖担任辩护。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她担心邱甲祥的这个辩护工作很可能被视为是某种反政府行为而被捕，于是叫他娶她，理由是“如果真的被捕，我能以妻子的名义去探监。”

1977年1月，两人结婚。不到两个星期，逮捕行动果然发生，邱甲祥逃离到英国。那之后，洪瑞钗被拘留一段时间，被盘问有关她丈夫的事。她后来同意劝服邱甲祥回国而被获释，不过，她飞到英国后没有回新，与先生一起流亡。

洪瑞钗诞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两岁随父母来新加坡，父亲在贸易行工作，也兼职《星洲日报》大宗商品审稿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洪瑞钗身为长女，弟弟现移民加拿大行医，两个妹妹，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马来西亚。“我们都是海外华侨。” 

洪瑞钗自小成绩优异，中学就读莱佛士女中，1973年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系，名列前茅，一步步，除了在公共与社区护理医科那三年，因为一直“嚷着要在最短时间改变体制”而遭上级厌恶，她向专科医生走去的路都很顺利。

到了英国，待遇却相去甚远。她自嘲说，自己不打橄榄球，说着一口新加坡腔的英语，并非白人男性，结果，“第一次体验到身为外国人被歧视的感觉”。

等健康好一些 我先回加沙

然而她并不气馁，选择不理会不言弃，辗转在约40所医院行医兼职，最后成为英国最古老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的第一位骨科女医生。“你必须加倍努力，因为你对下一代必须负责，不能放弃争取。

今年是洪瑞钗流亡后第三次回新。第二次是在2020年，她出席有关持新加坡和英国双重护照的听证会，但她拒绝放弃任何一个。后来，她的新加坡公民权被收回。

这次，她四天行程满满，领奖外，也到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发表演讲。

对年轻医生，洪瑞钗的忠告是“行医者，父母心”。

“医生是一种特权专业，但别忘记我们作为人的慈怀之心，这是根本。就算无法治好病人，也要聆听病人说话、陪伴他们、争取最好的治疗法、减轻他们的痛苦。而且要当战地医生，必须先搞好自己的专科，照顾好国内的病人。

离开新加坡前，她的中学同学坚持在机场与她聚餐。几时再回来，她说：“等我健康更好些，但还是先去加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