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的聚会和大型论坛多，几天前遇到一名老朋友，他问起北京最近的情况，语带苦恼地表示自己已不能再到中国。之前几年是因疫情缘故，今年则是因为他服务的公司不让他踏足中国境内。

我错愕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的公司禁止你到中国？”

正纳闷着，一回神想起友人在大型跨国公司服务，具体负责政府关系的研究，包括追踪和分析中国的政经形势，以评估大规模、长期对华投资的风险。这原是很专业与正常的工作，但在今年3月以来北京抓间谍、防泄密的浓重氛围下，俨然成了高危行业。

中国政府在7月实施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适度扩大相关主体窃密的对象范围”，并明确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纳入保护；也增加官方在调查处置中的传唤、不准出入境等行政执法职权。当时已有不少评论担忧这将导致寒蝉效应，进一步影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还是中国自行与国际企业“脱钩”。

友人的切身经验，显示所谓的寒蝉效应绝非夸大其词，大型跨国公司已感到压力，赶着制定各种条例保护员工。

《反间谍法》属于法律条文上的震慑。对跨国公司而言，更大的震撼是今年4月美国咨询企业贝恩公司旗下上海分公司的员工被警方突击问话。此前，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的五名中国籍员工也一度被扣留，其北京办事处被关闭。

客观而言，随着中美关系紧张不断加剧，国际投资者需要进行更缜密的安全评估，这就促使咨询研究人员收集更多关键信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加强保密，但官方对于哪些资料与数据属“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定义非常宽泛，这就让更多人处在可能被官方调查的风险中。

直到最近都有外企人员在华被禁止出境的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Kroll）驻香港的一名高管7月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以协助官方调查一宗几年前的案件。野村一名驻港资深投资银行人员最近也向公司表示，他不能离开中国大陆。

我的新加坡友人所服务的并非咨询或银行业，但为防高管在中国陷入被禁止离境的窘境，他的公司制定了不准访华的高层名单。不止如此，公司也把多个部门分割为中国与非中国部分，以阻隔风险。这种情况下，这家大型跨国公司会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前景，采取怎样的对华投资策略？答案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近日又辗转听说一名在中国担任高职的专家被列入“不得出境名单”。这名高级专家倒不是陷入麻烦被禁止出境，而是中国政府为了避免他在国外被绑架，重演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几年前在加拿大被扣留的情节，把他列为被保护对象。中国官方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氛围下，重要人物踏出国门后被扣留的风险已必须正视。

外企高管回避踏入中国，一些中国的专家被“禁足”国内——这种彼此自我设限的局面，清楚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不信任甚至恐惧，中外的交流与商业合作很难不受阻碍。

事实上，即使是一般的民间中外往来，近年也愈来愈不方便。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要求下，中国对公务员出国采取严格规定，处级以上干部若非有公事，因私出境都需要公安机关、单位审批。至于外国人到中国观光或经商，则是要饱受没有大陆手机号订票难、无法叫网约车之苦，感觉寸步难行。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中国政府迟迟不着手解决，是在发出一个信号：有多少外国人到中国进行文化或商旅交流，并非它十分关心的事项。

中国城市里的外国人去哪儿了？在今年疫后解封以来，外界原本期待的中外交流迅速复常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迎来更冷的情况。《南华早报》引述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前六个月，中国旅行社接待了47万7800名外国游客，仅为2019年同期的5.58%。

这只是旅行社的接待人数，不是准确的入境旅客人数，但中国境内外国人身影减少是个不争的事实。个中原因很多，不光只是《反间谍法》，也受疫后国际旅游复苏速度、申请赴华签证便利性、东西方氛围对立等因素影响。

其中有些情况并非中国单方面可控，但有的情况却是中国能改善的。虽然中国与美国都口口声声称无意脱钩断链，但脱钩断链却实实在在发生中，而双方都在各自使力加剧脱钩趋势。中美分别在信息与人员流通上、在科技上竖起高墙，东西方局部脱钩的情况，还要演化好一段日子，暂时看不到逆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