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疫情严重，意大利周日（8日）实施全国封城，该国外交部长主动联络中国，称要学习中方经验对抗冠病传播。意大利仿效中国采用猛烈措施，与很多不愿行动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大的迴响。《纽约时报》的报道以“为了控制疫情和击败病毒，与西方民主基本价值有所冲突的政府限制性措施可能是必须的”评价意大利此举。骤眼所见，冠病疫情成为了西方反省民主价值一些问题的契机，然而假若我们认真思考，问题又是否如西方媒体所引导的那样呢？

西方并非没有紧急机制

几乎所有人都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西方民主社会重视人权与个人自由，不可能采取封城。世卫访问中国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在2月举行记者会时，鼓励世界要学习中国抗疫的方法，西方记者马上就充满疑问地认为这在西方国家行不通。若长久沉浸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多人看待问题很简单轻易地就会提升成为政治理念问题，认为西方因为重视民主自由等价值之类而不可能如此之类云云。但艾尔沃德作为一个科学家，却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你打算举手投降吗？

艾尔沃德是加拿大人，是生长于“自由民主”土壤的人，当他认为可以大规模强制隔离并提出这样的反问时，或许意味着抗疫与民主自由未必一定有冲突。事实上，大部分的西方社会其实都有紧急动员体制，能赋予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应付战争、大型公共卫生、天灾等紧急事态。这些权力往往都认可对个人自由作出一定限制，而且也是法律上可行的。这都足以证明，西方社会并非没有应对紧急状态的机制存在，即便是“封城”也好，限制自由也好，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民主”成为政客卸责藉口

既然有制度存在，那又为何不使用呢？的确，西方社会普遍对政府运用紧急权力有所忌讳，这可能与西方经历过法西斯政府极权的祸害有关。但即便如此，运用紧急权力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往往视乎问题的严重程度。美国立国以自由为理念，在二战时还不是可以开动国家机器？更夸张一点说，欧美电影中经常出现“丧尸”的情节，如果真的爆发如此灾难性疫病危机，相信再民主、再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都不会否定政府要采用极端手法应对。

像当下意大利的情况，疫情已相当严重，封城自然被认为是合理之举。但如果将时间倒推两周，意大利在2月23日确诊132宗，当时提出要封城恐怕会引起很大的民意反弹。如果作出严厉措施后，疫情不似预期般严重，政府很可能会因为对自由限制和破坏经济等原因而被问责。这种责难或许在西方社会较常见，但并非只存在于西方，在亚洲甚至中国亦是如此。即便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专制社会”，但贸然作出过激政策而令经济及社会蒙上重大损失，也不可能没有任何后果。

在西方社会，“民主”很轻易就成为了政客逃避责任的理由。当民意普遍不将疫情视为问题时，那政客跟随民意走总不会错，一旦出现问题，也可以辩称为“尊重民意”。本周四（1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政府将放弃手段控制疫情扩散，被医学界猛烈抨击为“放弃治疗”及置民众生死于不顾，究其原因，不就是他担心采取严厉措施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及社会伤害，不愿负起责任？

“封城”其实是治理问题

西方社会难以对疫情下快速决断，根本原因很可能并不在于民主自由的制度，而是政客不愿冒政治风险、利用民意自我掩饰的取态。《纽约时报》周四（12日）的社论以“现在是时候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题，当中“现在是时候”值得我们思考。如果“现在是时候”，那为什么之前“不是时候”？疫情是否要到达很严重的情况，社会民众才意识到要“做更多”？

与欧美国家相比，香港处理新冠疫情整体不算差，主要是因为经历过2003年沙士（SARS）的痛苦经历。无论是为政者和市民都“经一事长一智”，在疫情未成气候时已积极应对。但这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有所经历，而非领导者决断力所致，只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西方社会自1918年大流感后，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经历过如此大的疫情，而为政者又欠缺先见之明，其应对缓慢也许是意料中事。

抗疫是否及时，如何能提早判断该用什么手段，往往就取决于当政者的识见、判断、以及勇气。这本质上并非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治理是否完善的问题。《纽约时报》论及意大利封城时指出有时民主自由的理念要作出让步，只怕是画地为牢，将问题锁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