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罗格夫

现在预测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长期发展轨迹还为时过早，但意识到下一次全球衰退可能即将降临，就不算太早了。而且这次的衰退，看似与2001年及2008年开始的那两次大有不同。

首先，下一次衰退很可能发端于中国，而且事实上可能已经在发生了。作为一个杠杆率很高的经济体，中国无法像1980年代高速增长的日本那样，承受长期的经济停摆，因为个人、企业和市政当局都需要资金来偿还超额债务。而严重不利的人口结构状况、技术追赶差距的缩窄，以及周期性刺激计划所导致的大量房屋过剩，更别提日益集权化的决策过程，已经预示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显著放缓。

此外，与本世纪前两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同的是，冠病疫情同时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两端的冲击。事实上，上次出现同等规模的冲击，还得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供应危机。虽然对传染的忧虑将打击航空公司和全球旅游业需求，预防性储蓄也会增加，但当数以千万计的人（出于封锁或恐惧）无法上班，全球价值链崩溃，边界被封锁，世界贸易也因各国不信任彼此的卫生统计数据而出现萎缩之时，供给侧也会受到同样巨大的损害。

那些受影响的国家只能（也应该）背负巨额赤字，去花钱巩固其卫生体系并支撑经济。它们本应平时就积存未雨绸缪的财政储备，也早该意识到在繁荣时期实施无底洞式赤字支出的行为之所以危险，就在于总会有瘟疫、战争、气候危机和其他意料之外的事件不期而至。

然而，政策制定者及太多的经济评论家，都未能理解供给因素是如何令下一次全球衰退不同于过去两次。与主要由需求短缺所导致的衰退相反，由供给侧驱动的衰退所带来的挑战，在于它可能导致产量急剧下降和普遍的生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普遍性的短缺（也是一些国家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状况），最终可能导致通胀上升而非下降。

诚然，当前遏制普遍通货膨胀的初始条件异常有利，但鉴于过去40年的全球化几乎肯定是造成低通胀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贸易摩擦加剧之外，冠病疫情（甚至只是对可能发生疫情的持续恐慌）所导致的持续闭关锁国，将会是物价上涨压力卷土重来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通胀率上升可能会推高利率，并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带来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冠病危机冲击世界经济之时，恰逢全球增长显露疲态，且许多国家过度杠杆化的时间节点。2019年的全球增长仅为2.9%，与历史上构成全球衰退的2.5%水平相差不远。意大利的经济在病毒侵袭之前才刚刚有点起色，日本不合时宜提高消费税后已经濒临衰退，而德国在政治混乱中跌撞前行。美国目前状态最佳，但是原本在11月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之前，只有15%发生衰退的可能性，如今看来要高得多。

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冠状病毒竟然也对那些看似拥有足量抵抗资源和技术的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前几代人比今天穷得多，所以有更多的人不得不冒险上班（从而维持了经济的运转）。与现在不同，当年如果为应对疫情而采取极端经济缩减措施，可是要饿死很多人的。

当前在中国武汉（也是整场疫情的核心区）发生的情况虽然极端，却是具有说明意义的。中国政府基本上封锁了整个湖北省，将其5800万人置于戒严令之下，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很多普通武汉市民连家门都很难踏出。与此同时，政府至今似乎已经连续六个星期，没有中断向湖北民众供应食物和水。这对于那些贫穷国家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在中国其他地方，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城市中的许多人，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室内以减少接触病毒。韩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可能并未采取像中国的极端措施，但许多人仍待在家中，并因此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急剧上升，远远超过了投资者和国际机构愿意承认的传统预测范围。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除了降息和财政刺激措施外，还须解决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最直接的缓解措施可能是美国大幅削减贸易战关税，从而安抚市场，向中国展现自己的政治风范，并把钱塞回美国消费者的腰包。一场全球衰退正是开展合作的好机会，而非自我孤立之时。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英文原题：That 1970s Feeling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