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抗

治理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靠谁？当然是靠政府。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由于现代社会面临的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利益和需求更加多元，因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动员政府以外的力量参与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必须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共同组成。这三个治理主体相互配合、各施所长，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那样缺一不可。这个新的治理理念，最近在中国武汉防疫的实践中又一次获得支持。

面对来势汹汹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武汉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以封城的措施阻断病毒传染渠道。实行封闭管理之后，企业和社会组织停止运作，跨地域的社会组织也很难直接接触到武汉的求助者。这个举措客观上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让我们观察到在企业和社会组织基本缺席的条件下，由政府单独承担公共治理责任的情况。

诚然，中国中央集权的政府掌握和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封城后短短的时间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动了上万医疗人员、大批紧缺医疗物资支援武汉。只用了两周时间，拥有上千病床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就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紧接着，武汉又建造了16家方舱医院收治数以万计的轻症冠病患者。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武汉医院对冠病病人终于能够做到“应收尽收”，疫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高度集权的举国体制有高效实现单一政策目标的优势。可是，武汉封城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制定计划时虽然力求缜密周全，但因为出发点不同、信息不对称，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疏漏，无法包揽一切。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企业的作用不可或缺

武汉疫情迅速暴发，医疗物资奇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援助物资从四面八方运到武汉时，物流量迅速增长。这时，大宗货物寄送就需要捐赠者和医院自己想办法，依靠志愿者帮忙处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要求捐赠物资由武汉红十字会统一处理，而红会又人手不够、缺乏经验，造成捐赠物资堆积如山，物流瘫痪、无人调度，堆积在仓库中的物资无法及时分配给急需的一线医护人员。

政府后来将这个令武汉红会头痛不已的捐赠物资清点发放难题，交给一家民营医药物流公司处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效果大不一样。这家公司能够在两个小时内完成紧急医药物资从到货到分配的过程，立刻缓解了物流瓶颈。

上面的例子体现了企业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后来，当重庆、山东等外地政府组织捐赠近千吨蔬菜给武汉的时候，这种模式又派上用场。由于蔬菜易腐烂、不利存放，没有人手处理很快就烂在仓库里。武汉市商务局决定将蔬菜交由三大商业超市平价销售，收入上缴市财政作为防疫资金，既避免复杂的配送方案，又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和交易成本，是一个聪明的处理方法。虽然免费赠送的蔬菜被出售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但一经解释大家也能够理解。

武汉封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本地医护人员上下班没有公共交通工具，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企业的支持。一家网约车公司组织网约车司机参加志愿者车队，负责接送医生、护士上下班；还有一些公司提供共享脚踏车和电动车，给那些住家离医院比较近的医护人员使用。

以上事例说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的重要性。这类事例现在越来越常见，许多企业还特地设立“公司社会责任部门”专门处理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