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国应对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是否犯了错误？目前中国国内有个常见的口号，就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然而，所谓“外防输入”其实导致对来自外地者都予以防范，近乎将本地以外都视为疫区。过犹不及，此种举措显然过度，导致各地相互隔离。

在各地普遍进入半封闭甚至封闭状态的情况下，经济也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直到最近，湖北以外所有省市自治区新增病例总和，已是个位数字（或稍多），但各地（尤其北京）仍防范来自外地者，即便他们并非来自疫区。

这里要探讨疫区（或称疫情重点地区）确定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至今仍未给出明确标准；而近期随着疫情减弱，这种必要性也降低了。

将湖北全省作为疫区确实不合适，范围过大，确定疫区最多以地级行政区（市级行政区）为单位，而不应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比如像湖北的神农架，迄今累计确诊病例数只有11例，被视为疫区显然不应该。

而像浙江省温州市，迄今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500例，但始终未被正式确定为疫区。不过，有些地方政府将温州视为疫区，比如2月20日前后，深圳规定湖北与温州返深人员须隔离观察14日。

2月7日，江苏省无锡市发布通告，一律劝返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七省的人员；次日扬州市也发布类似通告。这是地方政府自行认定疫区（或称疫情重点地区）范围。此前中央政府就应该明确疫区城市名单，并禁止各地对待非疫区如同疫区。无锡、扬州将七个省份都视为疫区，确实范围过大，反映了地方政府面对返城流、返工流时“防疫恐慌”心态加剧。

在确定疫区并严格实行封城情况下，广大非疫区本来应该尽量保持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基本正常。即便在1月下旬出于对疫情扩散情况掌握不充分等原因，对整个社会按下“暂停键”，也应尽快着手让非疫区经济社会逐步恢复正常，并应尽快实现非疫区人员、物资等的充分流动。

然而迟至2月中旬，在非疫区的诸多城市，居民生活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住户进出凭证，有的甚至规定每家每两日仅允许一人外出，外来车辆、人员禁止入内。在这种情况下，连取快递都不方便，网上购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而在街道上，大量店铺关门，车辆、行人较少，一片萧条景象。3月初情况有所好转，开业店铺逐渐增多，但仍有相当部分未营业。即便公共汽车公司降低发车频率，车上乘客仍较少。不少居民小区出入还有限制，尽管已有所放松。

中国在1月下旬全面疫情防控初期，参照2003年防控沙斯的经验且变本加厉，企图在较短时间内彻底消灭疫情，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由于全面采取过度防控措施，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的恐慌程度，并导致经济社会处于“急刹车”状态。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冠病死亡率较低，这是与沙斯的重要区别。目前在湖北以外，各省冠病死亡率大多低于2%。另外，在2月2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福生表示，冠病属于自限性疾病，即便未经治疗，临床症状也会消失，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伤害。对于这种治愈并不算难甚至能自愈的疾病，用全国各地普遍进入半封闭，甚至封闭状态的方式来应对显然过度，并使全社会付出过高代价。

这次冠病疫情带给中国的教训极其深刻：不仅涉及湖北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过晚（再早些或许二级响应就足够），这与官僚主义等有关，还包括1月23日浙江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过早。

浙江可谓“始作俑者”，其后各省区纷纷效仿，包括迄今仅有一确诊病例的西藏，导致当时整个社会仿佛“按下暂停键”，其负面影响已经显现，一段时间内也难以完全消除。

作者是旅加学者，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