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逸

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累计造成了超过10万名的感染者。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全球范围的治理能力极限测试，在国际体系、国家以及国家内部，全方面的对以公共卫生协调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对主权国家的危机管控和应急响应能力、以及国内各级政府的认知和执行能力，进行了一场突如其来且近似极限的能力测试。

从宏观和整体上来说，这场测试涉及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对表层行动能力的检测；

第二个部分是对行动能力背后观念认知的追问，大致涉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程序和实质的关系、认知和行动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第三个部分则是对价值观念的挖掘，涉及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命究竟有多重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3月8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10万例，达到106893例，3月7日当天，全球新增3735例，其中中国新增确诊102例，新增死亡28例，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当日新增确诊3633例，新增死亡78例；全球共93个国家和地区发现确诊病例。

为了指导各国抗击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开放课程（Open WHO），翻译成了17国语言，已经有161000名学习者进行了学习。作为联合国下属的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拥有的能力和资源的基础上，正在以人们可以感知的方式，发挥着相应的作用。

从实际效果看，包括向全球发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预警，就WHO的设计职能而言，也基本上属于满功率运转了。但是客观的说，新冠病毒全球扩散的实际数据，反映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现有WHO能够达成的全球协调，可能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

换言之，在体系层面上，新冠病毒爆发后的初步测试结果显示，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安排，确实有持续提升和完善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行性。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有自媒体发表文章讨论，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这一类文章的解读，从潜意识里使用的方法论来说，是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第一个错误的假设是历史处于一种循环的状态，在状态A和B之间不断反复切换，但这不过是用二维视角去理解三维体系导致的误读，历史是螺旋上升的，不可能循环，更不可能倒退；

第二个错误的假设是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人为追求的状态，没有看到全球治理背后的全球化是市场——或者更直白的是资本，内生的结构性需求，对全球一体化大市场的追求，不过是当初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全球翻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实质性的阻断这个进程；

第三个错误的假设是可以用退回前全球化时代的方法，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到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问题，当然比看不到问题是一种进步，特朗普及其团队就是凭借这一点，在2016年击败了希拉里，欧洲国家所谓的反全球化、英国的脱欧，核心也在于此。

但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对全球治理的良性变革来加以实现，而不能通过摧毁或者实质性阻断全球化来加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贸易摩擦措施也好，对华为公司的制裁和限制也好，迟迟无法发挥预期效果的深层原因。

新冠病毒疫情的出现，同样也是如此，人们事实上已经发现，新冠病毒要求的是一种更高质量的、优秀的全球治理，而不是各个国家消极的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在主权国家层面上，伴随病毒的爆发和全球传播，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地方/州政府，以及更基层的治理单位，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更重要，人的生命，还是市场的信心与经济的发展？

理论上，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至少从非西方的视角来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还记得当初感动无数人的美制经典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么？不过在现实中，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中，人们在相当数量的欧美国家看到的，似乎并不是现实版的《拯救大兵瑞恩》，可能也不是其他的美剧，而更像是变异后的著名诗篇：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为了绝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以意大利为典型，在是否带口罩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某种比较让人迷惑的执着的抗拒；甚至还有所谓哲学家用疫情来探讨政府虚构严重程度来扩张自身权力的，当然有人会津津乐道地说，这种观点得到了回应和反驳，体现了西方言论自由之美；但是，如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团首席专家在回答《纽约时报》评论时所指出的，抗击疫情的核心要素是速度，换言之，就是时间。任何这种看上去很美的言论自由，其所耗散的时间，都是以病毒的扩散以及人的生命面临的威胁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