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塔利班签定和约不久后，国际刑事法院（ICC）便宣布，将会对美军、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武装分子涉嫌干犯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尽管从美国拒绝海牙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往绩，以及去年特朗普威胁要对ICC职员实施旅游限制两事可见，华府在调查中必定不会如缅甸般配合。可是，ICC作为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最后“守门员”，其若要树立权威、以示公正严明，便不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ICC本周四（5日）裁定，法院的首席核察官本苏达（Fatou Bensouda）可重启去年因难以检控而否决的调查，检视美军、阿富汗政府及塔利班2003年至2014年间在阿富汗所涉的战争罪行，包括美国情报部门和阿富汗政府涉嫌虐待囚犯，以及塔利班涉嫌犯下的屠杀。

可是，是次重启调查只是还回真相的首步，成功与否还须端视美国的取态。ICC是根据1998年签定的《罗马规约》而成立，主要是对疑犯下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但最终亦须主权国家配合。目前《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共123个，但不少区域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和美国，不愿接受超主权组织的监管，拒绝加入《罗马规约》。个中原因，不外乎是口头上所谓的国家主权被削，或是暗地里不想任何军事行动亦惹来国际法律争议。

美国口惠而实不至

美国回避或蔑视ICC的态度，可见于其历任总统的取态。当美国在1998年签署了《罗马规约》后，时任总统克林顿一方面强调美国“对问责制原则的承诺有悠久历史”，但另一方面却表明无意付诸国会通过，规约一直未正式生效，其称“我们的关注得到解决前，我不会、也不建议我的继任人，将条约提交参议院，以征求意见和共识”。踏入小布殊时代，虽然美国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缺席投票”来支持将苏丹达尔富尔大屠杀转交ICC跟进，但小布殊任期内亦曾向各国政府施压，并欲以双边协议的形式，阻止他国将美国公民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

美国与ICC的关系，亦曾在奥巴马时期一度回暖，而与ICC的缔约国合作更是奥巴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华府在2010年亦有派出代表团，参加乌干达举行的《罗马规约》检讨会议以示友善，但最终的处理方式亦有如克林顿，口惠而实不至。相反，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则比较“简单直接”。特朗普政府去年9月已表明，如果法院将调查阿富汗的战争罪行，华府将会禁止ICC的法官和检察官进入美国境内，并缩减对ICC的财政资助。尽管前后四任总统对ICC态度不一，但统一之处就是美国是活在《罗马规约》外的特例。

观乎美国与ICC的关系，如今亦不会有人天真地相信华府会全面配合调查。ICC对阿富汗战争的调查定会困难重重，但此案同是影响其声誉的重要一役。若然ICC再像去年般，认为难以取得美国合作就放弃调查，这不但配合了美国例外论的叙述，即美国是在法律之上，同时亦默认好些国家不须为酷刑负上任何责任，树立歪风。

尽管ICC的往绩确实不符众人所望，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调查态度，才是法院在国际社会上保有独特地位的职责之一。若然ICC查明真相后，能依正当的法律程序，将涉嫌干犯国际法的美国官员发出逮捕令，这不但使从未期望ICC会与美国对抗的人信服，同时更会反过来增加法院在国际社会的认受性和权威。ICC与美国的博弈本来就像圣经中“大卫与歌利亚”般悬殊，故此即使ICC耗尽所有石头仍无法将歌利亚击倒，亦不会惹来别人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