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的封面文章。在中国人努力对抗冠病疫情的关键时刻，这篇有借题发挥之嫌的文章，自然引起中国社会的不满。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随即表示，鄙视这种制造恐慌、种族歧视的行为。

熟悉德国媒体的人士，大概不会对《明镜周刊》的行为感到惊讶。单就该周刊来说，它的涉华报道向来热衷于批评中国的内外政策；人权、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所带来的威胁是其经常炒作的话题。曾在2007年引发中德外交争端的《黄色间谍》一文，就发表在该刊。

这种情况其实是德国媒体大环境的一个缩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日益强大的同时，却一直没有发生如许多德国人所期望的变化，对华负面报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急剧增加的。如今，德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已经形成以负面新闻和指责性内容为主的风格，批评、攻击甚至抹黑中国的舆论导向，牢牢占据主流。不仅如此，即便是中国取得的难以忽视的进步，也会被德媒讽刺、挖苦一番。

此次肆虐全球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为德媒“黑”中国提供了新的机会。除《明镜周刊》外，德国其他主要媒体也都对中国在冠病事件中的负面新闻做了大量报道。以有较大影响力的《每日镜报》为例，1月20日以来，该报发表了十余篇有关中国国内疫情的分析性文章。这些报道虽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都一致批评中国政府在抗疫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他们认为，冠病的全球传播要归咎于中国的错误信息政策，因为对信息的刻意隐瞒破坏了当局的快速反应能力。此外，多名作者还借李文亮事件进行炒作，宣称此次疫情已经给中国政府带来一场政治危机。

德国素来注重哲学批判思维，所以德国媒体以批判的视角看待中国和此次公共卫生事件本无可厚非，况且其有关疫情扩散原因的分析，在中国国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类报道完全没有表现出人类应有的同理心，只是一味地炒作意识形态话题，却没有展现出对受疾病困扰的中国百姓的同情，只是一味地宣扬中国的威权体制应当为疫情负责、中国已经遭遇政治和经济危机，却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和民众为控制疫情、挽救生命所做的努力。

即便面对中国的防疫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事实，有两篇文章依然抹黑中国是靠控制公民及限制自由来应对疫情的，宣称这种威权主义做法，虽然从表面上看能更好地处理流行病和其他灾难，但这是靠散播恐惧、掩盖真相来实现的。更有甚者，一名作者称，中国在防疫工作中动用无人机，是令人不安与疑虑的举动。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疫情话题之外，该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还刊登了近20篇批评中国的文章。其中既有抨击中国破坏香港自由、迫害维吾尔族人以及利用孔子学院宣传专制等陈词滥调，也有指责中资干涉柏林电影节的放映自由、质疑中国在尼泊尔承建的修路项目破坏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等新的话题。

为何德媒会如此热衷于批评中国？首要原因在于中德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差异。冷战中，德国处在两大阵营交锋的最前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警惕与敌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种恐惧和敌对情绪也随之被放大了。此外，德国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中形成了强烈的人权意识，并习惯于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去对其他国家说教。

第二个原因在于德国市场化的媒体生态。为了立足于市场，德国媒体须吸引更多读者。受媒体的长期渲染以及民族主义引发的文化优越感影响，德国民众已经形成对中国的偏见，他们当中很多人更希望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如专门研究明代以来中国及东南亚华人历史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所说：在德国，有关中国形象的报道更多的是出于讨好观众的目的，而不是着眼于客观地观察对象本身。

虽然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所言，中国人从来不怕别人骂，也不怕别人侮辱，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可以放任自己形象被不断丑化，毕竟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面临复杂国际形势的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中国仍须做大量工作。在固化的偏见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做好中国自己的事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就要求中国汲取此次冠病疫情的教训，更大地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客观公正地呈现突发公共事件的真相，并以相同的精神去处理国家政治生活的其他问题。总之，减少国内负面事件的发生，让德媒越来越难以找到能够大做文章的素材，便是当下回击德媒的傲慢与偏见的最有效手段。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