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起源于湖北武汉的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持续发展，中国抗击疫情的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冠病疫情出现在中国，不见得源头在中国。但是，由于中国冠病病毒现已知可追溯的源头来自于湖北武汉；更何况，这些天来，即便中国湖北以外的地区，新发病数已连续呈下降趋势，武汉的疫情仍然不轻。

由于该病起始之初，错过了最佳的防控时机，也由于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来临，导致大量应当留在疫区的人员流向四面八方。目前，除了湖北以外的地区，呈现出疑似和确证病人下降趋势外，湖北省内，尤其是武汉市的上述两类人员依然每日新增。

在疫情初步稳定的时期，对这次疫情的反思和追责，已经在民间展开，即便中国官方并没有处理已经免掉的湖北和武汉的官员，但对比当初的任命，再回看中国对地方“封疆大吏”的选拔任用机制和学习督导机制，就会发现一些值得玩味的事情。

自1980年1月以后，邓小平在多次场合提出对中国干部队伍建设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且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被写进中共《党章》以后，中国的干部队伍建设就开始朝着这四方面的要求遴选人才。加之对中国海外，尤其是对台湾统战工作的加强，与民主党派和统战工作相关的人才建设，也就大规模开展起来了。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先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被免掉，后来在其他地方如上海等，又换上按现行抗疫需要而任命的主管有关领域的地方官员。这样的人事安排，既是中共一向主导“党管干部”的诉求，也契合了习近平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

正因为前述“四化”的提出，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专业人员充当行政官员的现象，如中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的“四副两高（国家副主席、政府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人员中，就有三位是医生出身：

第一位是当年负责给周恩来治病的保健医生吴阶平，后来进入政界，继领衔九三学社后，1993年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二位是中共建国前，力主国共和谈的北平市原市长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继1996年就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后来又在1998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3年连任；

第三位是韩启德，也是主政九三学社后于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人大常委会中有两位医生出身的专业人员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之往届人大常委会的吴阶平，这也是中国政坛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他们是当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罢，或者就是顺势而为也好，中国政坛上多了三位官员，但是，中国医学界少了三名专家。我们可以假设一下，2003年，也就是沙斯暴发之年，何鲁丽还在北京市当主管医务方面的副市长，是不是可以凭借她的判断水平和当时的地位，有效的阻止病魔的蔓延呢？

还有，如果吴阶平继续主政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当沙斯发生时，他一定也会利用其在政、研、医三界所具有的影响力力挽狂澜。再如，如果那次沙斯疫情发生后，作为心血管专家的韩启德依然在北京大学工作（也是2003年已经荣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不是当年作为沙斯主战场，并且有两位医生都殉职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由于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挽救很多的同事和患者呢？

虽然上述不能假设，但是，这次湖北省和武汉市同时免去一方大员，难道只是对应对不力的回应？没有必要对既往的官员选拔和遴选机制再次反思和重新审视吗？不仅如此，着眼于“讲政治”，从历次中共领导人更迭以后，都会在加强自身“一元化领导”方面，从学习机制上进行要求和考核，如思想、理论、代表等，这只是一代领导人的总要求，须要系统地学习，而几乎每几年一次的专题学习也是三五年就来一次，其成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