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中国游泳健将孙杨上周五（2月28日）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认定“干预兴奋剂管控”，判处禁赛八年，变相宣告现年28岁的孙杨运动生涯终结，引来国民热议。

不可否认，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今天人们可轻易在网络上认识两个孙杨：作为运动员，他是首名夺得奥运金牌的中国男泳手，在各项世界级比赛上为国争光；作为个体，他的张扬与冲动则常常令他深陷非议。此次被禁赛八年，正是源于他在家门口拒绝接受突击药检，粗暴地打碎了血液样本，结果影响了他代表集体出战的征途。

这两个身份困扰着孙杨：当他站在领奖台上时，他既收到了对个人训练成绩的肯定，但同时他的身后也升起了国旗，奏起了国歌。而他常常因为承载着集体荣誉而将个人等同于集体。比如，对于粗暴抗检，他将自己与药检人员的沟通误会叙述为一个群体事件，声言“我在维护所有人权益，我不应被侮辱和诋毁”。又如他曾在与“死敌”霍顿合影遭拒后，公开回应“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须尊重中国！”——霍顿因屡指孙杨使用禁药而与孙杨结怨，但孙杨却将霍顿对其不友善行为上升为“国家问题”。

或许，对于需要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在公众角色和个体角色的切换间容易混淆自我与集体。然而，在普通人身上，何尝没有难分个体与国家界线的现象？2018年1月，上海暴雪，不少前往上海的航班被取消。因此而滞留在东京、德黑兰等多地机场的中国游客不满安排，与当地人员爆发冲突，高喊“中国”，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后请来使馆协调。

当无论是明星、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的百姓都出现个体与集体的混淆时，可以用用集体荣誉的培养遇上了“巨婴”的“共生”心理状态来解释。2016年，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出版《巨婴国》一书，将身体成年而心理低幼人群称为“巨婴”。虽然这本书因对中国社会的强烈批判而受瞩目及引发争议，后来更被下架，但“巨婴”二字不胫而走。巨婴有三个心理特点，前两个分别是“全能自恋”，即觉得世界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运转；“偏执分裂”，即按照个体的意愿，将事情分为非黑即白的对立面。第三个就是“共生”，即婴儿觉得与妈妈共用一个身体和心灵，不分你我的状态。

不可否认，每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集体，而中国社会的教育较为强调集体的概念，比如在学校教育中，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不要给班级抹黑”，强调班级的“集体荣誉”。近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在国际地位上高歌猛进，也让从小着重集体教育的国人对中国身份有着愈来愈强的自豪与归属感。在大国叙事为主的环境中，当集体荣誉感被放大，又遇上“共生”心态，则让人常常将个体与国家捆绑。

如若纵容不能厘清个体与集体责任的界线的巨婴以国家、集体为共生对象，到头来只是纵容个体消费国家形象。这些年有不少以爱国为名号的巨婴不分场合、时间、地点，上纲上线谈民族情怀，动辄抱团把民事纠纷上升到外交矛盾，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以国家名义“声援”个体偏激行为。比如香港社会爆发冲突时，国外不少学校的内地学生撕毁香港学生的连侬墙，并言语辱骂或与香港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又比如不少内地人在日本神社观光时，将写有香港示威者诉求的“绘马”（神社许愿牌）涂污或丢弃。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引来外国人非议，然而却在套上“爱国”的外衣后收获国内社交平台上的一片叫好。

与国家捆绑的“共生巨婴”，亦容易将对个人的批评视为对国家的威胁，将对国家的建议理解为对个人的冒犯，从而摧毁社会中理性的讨论空间。回到孙杨的禁药风波，讽刺的是，他这次出事并不是因为在赛场被揭发作弊，而是栽在了自己鲁莽不理性的行为。然而，不仅仅当事人扭曲了针对他个人的批评，不少粉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事情解读为“外国人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们就是要摧毁我们的选手”。

很多人将孙杨视为中国游泳成就的标志，这种情怀可以理解，然而若因此而把他的个人问题捆绑为国家问题，却会损坏理性看待事务与沟通的基础。因此，需要拒绝捆绑。不仅仅是当事人要厘清个体与国家责任之间的界线，作为旁观者，也不要将他人对个体的不认同延伸到对集体的不认同，同时应该理性拒绝因对个体行为的不认同而上升到歧视群体的捆绑。比如部份香港人因水货客造成的生活滋扰，而对内地人产生抵触情绪，又比如部分外国人因一些内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而全盘否定中国。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强调集体归属理所当然。学会理性区分个体与国家，一则在于拒绝让爱国成为个体偏激行为的遮羞布，二则在于拒绝标签和歧视。这是孙杨给我们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