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严峻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引起众多的反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提出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并引来不小争论后，又接着呼吁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那样，修建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

客观上说，提倡增加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取消住房公积金的想法更靠谱，因为后者是在做减法，拿掉的是很多人手上的既有福利，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替代机制，动起真格来阻力肯定不小；而前者是在做加法，谋求增补的是大众福祉，定当受到广泛喝彩与热烈拥护。

像当年应对沙斯（SARS）一样，如今顽强地阻击冠病，让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度与配置资源的能力，更清晰领略到中国百姓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罕见合力，但也暴露出中国国内公共卫生设施及其应急能力不足的重要短板。

疫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的许多感染者排长队候诊待检不论，即便确诊了也是一张病床难求，而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无奈回家自行隔离，传染家人之余，还须忍受病情恶化的痛苦，甚至有的因错失救治良机而失去生命。

作为应急之举，中国政府决定在武汉投资建设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同时改建方舱医院。两者虽然起到扩大床位供给与临时收治的功能，但因此而花费的巨额财政资金与人力资源不难想象；毕竟危机状态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容不得仔细求证科学性与经济性，相比平时而言，肯定成本增加了不少。也正是如此，疫情过后围绕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作出深刻的反思非常必要。

卫生支出严重不足

诚然，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投资，伴随公共财政对民生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而水涨船高。相较于1978年只有35.44亿元（人民币，下同，约7亿新元），2018年，新中国成立70年后财政投向公共卫生的资金达到1.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也由0.9%上升到1.7%。

不过，虽然投入资金的绝对数额增加了不少，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高达7%，以及中等收入国家4.5%的占比而言，中国财政投入比重依然比较低，甚至也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1.5%的水平。不仅如此，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并非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最低是1995年只有0.62%的占比，而且增加幅度跑输总体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

通过公共卫生总费用的进一步盘点，更能看出中国政府对公共卫生投资的不尽人意。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全国公共卫生总费用为5万7998亿元，占GDP比重为6.6%，这一占比低于高收入国家（均值8.1%），也只比低收入国家的比重略高（均值6.2%）。更为重要的是，在由政府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与社会卫生支出组成的公共卫生总支出中，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

仅就最近10年而论，2010年中国政府的支出占比为28.7%，而到2018年则下降到28.3%，而且中间最高年份占比也只有30.66%，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同时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不到30%的占比，不仅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化国家70%至80%的比重，与新兴市场国家45%的占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美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支出的卫生总费用，占政府总支出的平均比重为13%，最高达到了17%，而中国只有11%。